历史学家章开沅请辞资深教授:为了得到自由
2014-03-30 12:19:57 来源:汉网

原标题:史学家章开沅的自我革命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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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

4个月前,史学家章开沅教授——辛亥革命研究的开拓者,在耄耋之年正式向华中师范大学陈书,请辞资深教授。

北京青年报记者获悉,校方日前已经讨论通过,章老4月起正式退休。这意味着,章开沅成为人文社科界首位退休的资深教授。

章老说,现在的大学就像一座围城,体制就是围墙。“我想出去透透气,所以先拆了自个的围墙。”他带头自我革命,希望能够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

他请辞的“资深教授”,是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学术头衔。资深教授由高校自我评选,在教育部统一报备。资深教授享受与院士同等待遇,且同样终身制。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介绍,章开沅先生于2002年受聘,是该校仅有的两名资深教授之一。

名额稀少,也是他要退出的原因之一。“我这么大年纪了,做不了多少工作,不应老占着位子,拿着优厚待遇。应该给青年人让路。”

老先生说,要退的念头源自2007年,当时身体第一次敲响警钟,劳累致腿疾,行走困难。但总有各种事务,让他还脱不了身。2011年筹备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2013年是华中师范大学110周年校庆……直到4个月前,他把念头付诸坚决行动。

章老的行动获得一致喝彩,这与公众对院士终身制度的诟病形成鲜明对比。目前,唯一获准退休的两院院士是秦伯益,还是10年前的事。去年有媒体曝出,八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申请退休,但被所在学校以“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为由婉拒。

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院士制度提出了改革要求,表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章开沅直言,体制改革应该向国外学习,将学术与利益切割开。

“我没有专车,也没有豪宅。”章开沅先生笑称,自己没有舍不得割舍的东西,就连当校长时也没有过特殊要求。至今,他同太太仍住在校内的博导楼4层,没电梯,每天上下爬楼。

“他境界很高的,对我们后辈也很扶持。”章老的学生、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教授称,章老开辟了很多研究领域,然后抽身而退,让他们独立去做,比如教会大学史等,结果学生们在这些领域各有建树,自成一家。当选资深教授后,当时校方规定跟院士享受同样待遇,除了津贴,如校方可以派车,但章老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没提过。

马敏教授告诉北青报记者,该校领导层经过开会讨论,已同意章先生的请辞,将在4月中下旬为他举行荣退会并颁发“荣誉资深教授”证书。马敏表示,学校准备探索建立资深教授弹性退休制度。另外,“章先生退出了,接下来,校方要再选几个资深教授,名额要扩大,并会制定资深教授的遴选办法。”

对话章开沅

关于请辞

北青报:您主动请辞资深教授,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很大。

章开沅:我想社会关注的也不是我个人,而是整个院士制度。

北青报:资深教授享受与院士同等待遇,是个什么概念?

章开沅:院士待遇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根据政府规定,津贴只有数百元。像我,评上资深教授,最主要的好处是一年有10万元补贴,相当于特聘教授的级别。

北青报:当初受聘时,您什么想法?

章开沅:我可以很坦率地讲,2002年被评上时,还很高兴的,并未推辞,“资深教授”也算一个小小的补偿。人文社科领域不设院士,而按目前规定,没有院士头衔不能评一级教授。重理轻文在社会上是普遍现象,但从制定设计上不应该如此不合理。我跟我的学生,学生的学生都是二级教授,“三代同堂”。高校可自评资深教授,起码说明教育部正视这个问题了。

学术头衔终身制是大学的围墙。我想走出去透透气,所以只能先拆自家的围墙,让特殊待遇“退休”。有人退休后不印名片或只有一个名字,但也有退休者的名片上有好多头衔,终身制是个问题,要改革。

北青报:既然资深教授是终身的,别人都挤破头想得到的头衔,您怎么还主动请辞呢?

章开沅:为了得到自由。背着这个头衔,总觉得欠了债一样,拿着优厚的待遇,做不了那么多事情,总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学校只设两个名额,这也是我要退的原因之一,我这么大年纪,也做不了什么事了,应该给青年人让路。

北青报:所以您反对学术头衔终身制?

章开沅:坚决反对。学术头衔终身制是大学的围墙。我想走出去透透气,所以只能先拆自家的围墙,让特殊待遇“退休”。有人退休后不印名片或只有一个名字,但也有退休者的名片上有好多头衔,终身制是个问题,要改革。

北青报:有观点认为体制改革不能靠个人道德自律,您觉得自我革命的作用多大?

章开沅:如果都没积极性、都被动、都观望,体制改革哪年能成熟?所以我只是来开个头,更重要的是制度改革。

北青报:周围人包括您家人是什么意见?

章开沅:家里不存在阻力,我太太不在乎钱,在乎的是我这个人,这个老伴儿。首先提出退休的就是她,她早就说我不该接这么多工作,因她最了解我的身体状况。当时我还怨她,太不理解我的“报国心切”,我还想在学术上有追求。

北青报:那您第一次萌发请辞念头是在什么时候?

章开沅:应该是2007年。大病一场后,身体不如前,就有了请辞的想法,但总有事务要忙。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要筹备纪念活动,一些项目申请也要用我的名义,客观形势不允许我退了。2013年又是华中师范大学110周年校庆,所以真正下决心是去年11月。

北青报:其间会有思想斗争吗?

章开沅:还是有点思想负担的,别人没提,怎么就你提?感觉怪怪的。现在想,之前一直没正式提,还是没有勇气,或者决心不够。到了去年,我就想,再拖要拖到什么时候?走了走了,一走百了。不走,总有人来找你。

北青报:听说您请辞多次才有回应,校方不愿您退?

章开沅:之前有媒体说我请辞了4次,有点夸大了。之前一直没有正式写报告,也没有到处讲。去年11月,我给学院写了一封书面请辞报告,校党委书记马敏找到我,最初他还不是很清楚我的意图。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们谈了近一个小时,他本人原则上同意了。12月底我到广州过冬,年后他到北京参加两会,一直到最近,校方开会通过。

现在的院士制度已经畸形了。所谓相当于省部级,不是中央规定的,是各个地方自己定的“土政策”,其实就是官本位。后来越抬越高,最后变成了院士崇拜。

北青报:以后待遇不同了,不会有心理落差吗?

章开沅:外人以为我一退,丢掉了很多东西,我实际只丢掉了10万块钱。我原来就是校长,也没有专车,没有豪宅。我的房子分配早,还没有我的学生房子大,连电梯都没有,每天爬4楼。现在是有点费劲,但7楼还有九十多岁的老教授呢。知识分子都很容易满足。

北青报:停了待遇,工作呢?

章开沅:退休不影响我的工作,但是可以得到内心的宽解,可以心安理得地当退休人员。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有书稿要编,有文章要写,有学术研究要做。

北青报:有人说您动了别人的奶酪,不怕给别人造成压力吗?

章开沅:我想得不太多。资深教授退休制度最重要的是个人自愿。校方同意的,也是我自愿退休的。每个人自身条件不同,别人也可以选择不退,一刀切不对。

北青报:接下来没人接棒怎么办?

章开沅:那我也没什么,反正已经引起大家注意了。我们也要尊重别人的智慧和良知,我相信多数人还是有良知,都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退不退、何时退、怎么退,是一个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制度建设问题。制度早就该改革了,有关方面不要消极、放任自流、过一天算一天。学术应该跟利益切割开。

关于院士制度

北青报:您是请辞成功了,但之前还有院士想辞也辞不掉。

章开沅:单位不让辞,一辞单位的评估体系里就少指标,会减分。这是没有道理的。

北青报:问题出在评估体系上?

章开沅:评估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你把中国的指标体系拿到国际上衡量,很多都是笑话。而且我们现在的学术头衔名称繁多,不只是院士、资深教授,还有长江学者、珠江学者,各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名称。这些客观上就会造成不公平,捞上的名利双收,捞不上的别人会认为你没本事。所以,有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这个东西。

北青报:比如原铁道部的张曙光,被曝曾花2000多万元贿选院士?

章开沅:院士贿选不是假的,一个院士拿下来,现在估计得7位数花费。本来选院士是个人的事情,但现在变成单位、政府行为,单位、地方政府帮着争取、搞关系、出钱。这就造成很多不公平,比如很多一流学者难以入选。

北青报:国外的院士是怎么评选的?

章开沅:在国外院士都是个人申请的,评审手续没有这么繁琐,评审过程绝对保密,但在国内,谁当评委我们都知道,所以就有了院士贿选。要在国外,一旦被发现,这个学者就完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一般都没有学术丑闻。此外,国外学者不会过于追逐院士称号,他们还有“大学教授”等头衔,地位也很高。

北青报:国外的院士、大学教授也能获得很高的待遇吗?

章开沅:国外对于院士、资深教授只授荣誉称号,不给其他待遇。华裔科学家李远哲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供职于加州伯克利大学。他告诉我,在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校方在停车场里划出一个车位,标注“李远哲先生的优先车位”。仅此而已。

北青报:但在国内,评上院士不仅有光环,还有利益?

章开沅:现在的院士制度已经畸形了。国家规定的院士补贴并不太高,但有些人评上院士后,一下子变成风云人物,全国四处兼职、巡回演讲。很多学校没有院士,拿不到项目,所以要引进,给予优惠的条件。所谓相当于省部级,不是中央规定的,是各个地方自己定的“土政策”,其实就是官本位。后来越抬越高,最后变成了院士崇拜。

体制就是围墙,用一整套指标把你控制住了。不是说高校不应该有指标,但是现在的设计不合理。制定指标的人本身就是外行,他们是官员,不是做学术研究的。

北青报:您对院士制度改革有何建议?

章开沅:可以像国外一样,把荣誉与物质利益切割开来。

关于高校评估

北青报:您说体制把大学变成围墙,怎么理解?

章开沅:体制就是围墙,用一整套指标把你控制住了。不是说高校不应该有指标,但是现在的设计不合理。制定指标的人本身就是外行,他们是官员,不是做学术研究的。比如项目申请,就有申报、评估、检查、验收等一整套繁琐程序,而且每年都要做。教育管理部门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太多了,总要找点儿事做。

我看过一张合影照片,简直可以说是教育史上的一个丑闻。一个被借调到教育部的小秘书,就因为能接近评估关键人士,高校的主要领导——六个大男人陪着这名年轻女职员,巴结人家。

北青报:您也当过校长,对“围墙”的弊端是否有更深的体会?

章开沅:就说现在的高校评估,每次评估都是大灾难。全校动员,花很多时间,每个人都要参与作假,特别是对青年人,影响太坏了,他们在人生起步阶段就受到沾染。这是高校的堕落。说起来叫管理严格,其实,这不是糟蹋学校吗?

每次评估委员会的人员就跟钦差大臣一样,我看过一张合影照片,简直可以说是教育史上的一个丑闻。一个被借调到教育部的小秘书,就因为能接近评估关键人士,高校的主要领导——六个大男人陪着这名年轻女职员,巴结人家。

北青报:行政化管理模式,让高校不免沦为这样?

章开沅:这套教育系统,我认为全盘错了,教育部要彻底改组。我的话有人听了会很不舒服,但我还是要说。高校应该是净土。在旧社会,毕业时,家长都叮嘱孩子,要注意保持自己的品格,不要被社会大染缸污染了。现在没人讲了,因为不需要到社会,在学校本身就被染黑了,包括小到学生会干部竞选,大到教学评估。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为这些感到很痛心。

北青报:现在很多青年教师反映压力很大,因为在各种职称评审上,即使课上得再好,不发表论文也白搭?

章开沅:这就是岗位指标体系设计不太合理,比如规定一年两篇在核心刊物发表,哪有那么多核心刊物?至于发表论文有多少作用,很难讲。这就很容易造成学术不端。我也问过现在的校领导,你们当青年教师时,我们有过那么多要求吗?他们说现在上面有规定。我当时就不客气了:你们也层层加码。对年轻人来讲,精神压力确实很重。

北青报:青年学者获取科研成果好像也挺难的?

章开沅:我觉得不公平就在这个地方,只要位子比较高、年资比较久的,拿项目就容易一点。为什么青年人有想法也只能当助手?一本著作,第一作者往往是名人,靠他拿项目,不干活也要占一个位子,实际靠第二甚至第三作者实际操作。但现在学术评估时,第三作者就不算数了,也不看人家实际发挥的作用。

数量化、数字化、排位化,不考虑实际学术水平,就光看表面名字。学术评估到这个地步就没意思了。文/本报记者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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