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婴儿安全岛”12月10日启用以来，几乎每天都收到弃婴，最近几日更是有外地的父母开车把孩子送过来。本来是为保障弃婴生命的“安全岛”，却带来了更多的弃婴，福利院方面显得十分尴尬。该院副院长朱书翠称：“福利院的人力和设施有限，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处理能力会跟不上的。”

 

毕竟血脉相连，将亲生骨肉送往“弃婴岛”，相信家长一定有着难言的苦衷，也内心备受煎熬。实际上，由于整个社会生育率比较低，送往“弃婴岛”的也多是罹患各类疑难重症的婴儿。有外地父母不远千里把婴儿送到“弃婴岛”以求一线生机，而非悄悄遗弃后使之堕入生命遭受严重威胁的境地，也充分说明了“弃婴岛”设立之必要。将亲生骨肉送往“弃婴岛”，面临着人情、伦理、法律的冲突；而“弃婴岛”的设立，则旨在秉持“生命至上”的人本理念，给婴儿设置最后一道生命安全的保障。这既是政府对公共服务责任的承担，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处理能力会跟不上的”，在被弃婴儿数量骤增的压力下，院方的忧虑和抱怨可以理解，但却并非验证了部分人所担心的“变相鼓励”效果，而是恰恰侧证了“弃婴岛”的必要及尚远远不敷社会需求的现实。试想，要是没设“弃婴岛”，那些婴儿就可能被悄悄遗弃后面临死亡威胁，正如费孝通《生育制度》说的那样：“若是杀婴不便故意，疏忽也可以提高婴儿的死亡率”；“堕胎、杀婴和疏忽致死，使新个体得到生命之后还是不能生长。”

 

我国《刑法》规定有遗弃罪——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而何谓“情节恶劣”？则指致被害人重伤、死亡或生活无着、流离失所等。所以，“弃婴岛”的设立，既是对婴儿的拯救，也是对那些父母的拯救，使其免于堕入无奈犯罪的境地。目前我国已设“弃婴岛”仅限石家庄、西安、南京等少数城市；南京市“弃婴岛”启用两周被弃婴儿数量骤增以致压力甚大，一则提示着“弃婴岛”亟需普及推广，二则也提示着设置“弃婴岛”需对可能面临的短期内弃婴接收数量集中增长做好应急预案。

 

其实，此前河南兰考县“爱心妈妈”袁厉害事件，已说明婴儿收养的大量潜在社会需求。袁厉害20多年里陆续收养100多名弃婴；该县为国家级贫困县，一直没有能力建社会福利机构，而开封市福利院又拒收那些弃婴，于是只能默许袁厉害继续养育，而今年1月的一场火灾导致弃婴7死1伤，又使得袁厉害成为众矢之的。一方面，应当大力推广普及“弃婴岛”，民政部门尽到公共服务责任；另一方面，还应当允许、鼓励、扶持民间的婴儿收养，当然，以民政部门做好前端的资质审核和后端的日常监管为前提，从而盘活民间“爱心”资源，对接社会需求。

 

此外，也不能忽视对育龄夫妻个体责任的强化，以从源头上遏制弃婴现象。这就需要学校和医卫部门大力推进性教育和科普工作。许多遗传病症是可以在婚前及怀孕初期检查出来的。在对性知识有一定程度了解的基础上，负责任、有意识的进行婚检、产检，加强优生优育，也就能规避陷入弃婴与否的两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