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三乱，猛于厉虎。山东高速集团董事长孙亮给出的数据或许值得商榷，但横亘在三乱之上的弊端，确实已经带来诸多后遗症。最典型的例子，是11月14日，河南永城一辆大货车因超载被当地运政、路政部门相继罚款。当事女车主刘温丽因付不起罚款喝剧毒农药自杀，所幸经抢救性命无虞。此事再度引发公众对公路三乱治理的关切与深思。

 

超了就罚，罚了更超。最后受害的，还是千疮百孔的公路。客观地说，类似“包月罚款”这样的怪事，隔三差五也被媒体曝光着，各地专项整治更是年复一年。女车主服毒事件后，譬如交通部、河南省和永城当地，都迅速拿出整改措施。都尽力了，都作为了，何以症结难解？根据1994年《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只有公安部门可以在公路上设置检查站，但现在，除了交警外，交通部门下属的路政、运管、超限站，甚至城管、林业、卫生、煤炭、盐业部门随意上路查车已成为常态。全国公路三乱治理，到2014年，转眼就已满20个年头了。公路三乱现象20年来不仅没有禁绝，反而花样翻新。一句话，交通运输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多元执法”、“以罚养人”等共性问题，恐怕才是要害所在。

 

此前有数据称：保守估算，2010年，中国货物运输总量75%是由公路承担的，过路过桥费占到了运输成本的35%到50%，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乱罚款乱收费部分。仅在2011年，专此推算公路罚款就在3000亿元以上，这比中国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一年盈利还要暴利。种种传奇，最终成为民生与产业上的沉没成本：譬如一车几分钱一斤的蔬菜，被马路执法者几番打秋风下来，不卖几毛钱都没法回本。更难堪的是，捍卫法律公平与公路安全的执法部门，反倒近乎“监守自盗”，超载无休、马路遭罪、乱象横生。

 

眼下而言，一步到位地解决三乱似乎不大可能，更为理性的选择，恐怕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如山东高速集团董事长孙亮所言，“高速超载罚款应公之于众”。不仅高速罚款，公路收费都当及时“晒单”，不能总是羞答答“养在深闺”成了糊涂账，而应该如三公支出一般，经受程序正义的考量。二是对超载不能一罚了之，更不能以罚代管。“49吨的载重量能拉到100吨、120吨，高速公路原来是10年一次大修，现在是6年一次大修……日常维修费用天天都有。”如果公共出行安全为超载车辆所赎买，罚款或收费成全了谁的利益呢？

 

12月10日，“全国交通运输公路执法专项整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表示，公路“三乱”既有体制机制等深层次原因，也有机构和人员膨胀、经费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但根本原因还是官僚主义思想作祟。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到“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求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也许只有廓清权责关系，加大内外监管，高速公路才会少些抱怨，奔驰在中国公路上司机才会少些不必要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