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涉嫌“收黑钱”被警方调查一事，轰动全国。传媒的公信力和职业操守再次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 记者“混迹”香港传媒业多年，在香港当记者不同于内地，收入偏低，竞争也相对其他行业激烈。但就是在这种不景气的环境下，传媒界依然谨守廉洁，不用提“黑钱”和“贿赂”，就算是内地稀松见惯的“红包”和“车马费”，对于香港记者来说都是不可触碰的“禁区”……

记者收入处中下水平

企业无法买通记者

与内地记者相对体面的薪水地位不同，初入行的香港记者月薪只有1万港元左右，在香港属于中下水平。在香港，做保安看更一个月能挣到七八千港币，即使领综援金和长者津贴也有四五千港元。另外，香港记者都是固定薪水，没有内地记者的按发稿量多少拿奖金的。

此次陈永洲以负面报道影响企业的事件，在香港记者的眼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传媒间竞争是激烈，但靠的是各做各的新闻，看谁家的报纸更受关注和欢迎，要找广告或是其他金钱上的东西，都是由传媒机构的市场部营运部负责。别说收红包，就是收到礼物都是要捐出来的。

而且在公信力较强的港媒环境，各个媒体都在比拼事实和吸引力，读者也有敏锐的洞察力分析真假，所谓“一个记者可以毁掉一个企业”的情况根本不会发生。有港记笑言：“你可以买通我给你捂着这个黑材料，但你可以买通另外所有的记者为你盖着同样的黑材料吗？”言下之意是，就算一家媒体不报，迟早也会被其他媒体挖出。

全城监督传媒操守

受贿最高判监7年

2010年3月，TVB高层管理人陈志云涉嫌贪污的丑闻，令香港全城哗然。不仅各大传媒当做头条专题报道，市民也对此事颇为关注，在社交网站上热议案情进展。虽然一年半后，当事人无罪释放，但“传媒贿赂”的警讯，似乎更深深地印刻在传媒业的工作中，任何以工作关系牟取利益都有触及法律的可能。

因为在香港，有专门的法律规管从业者收受利益，传媒业归于条例内。根据《防止贿赂条例》第九条指出，任何代理人(即雇员／记者)在无合法权限或合理解释，未得主事人(即雇主／所属传媒机构)同意情况下，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作出或不作出与主事人(雇主)的业务有关行为，即属犯法。一经定罪，最高可处罚款50万港元及监禁7年。

在香港，的确鲜有发生记者受贿事情，倒是有记者犯行贿罪的个案：比如记者去偷拍电影《2046》布景，给了保安200元，构成行贿，保安受贿，最后两人都判刑入狱。

严禁收取车马费

礼品超500需上报

在香港采访，就算是商业性活动，记者在活动的前台也不会出现内地常见的“白信封”，无论“红包”还是“车马费”通通绝迹新闻现场。有些机构，会配合新闻稿赠送一些纪念品，如U盘、文件夹等。但就算是这些“小恩小惠”，也是受法律监管的。

虽然在《防止贿赂条例》中，“利益”的定义并无定额，故此，不论记者收受的礼物价值多少，在法例上亦属“利益”，所以记者收受时，必须得到雇主同意。

收受钱财，无论数额多少，在香港传媒机构一般都是不允许的。若涉及礼物，一般会将500港元作为是否收取的准则，超过这个数额，会要求记者申报，然后把礼物退还馈赠者；或者捐给慈善机构，然后把收条寄回给馈赠者，以便对方明白新闻单位没有收人钱财，并间接鼓励对方不要再送礼。

　　雇佣合约注明利益标准

　　收取礼物可能触犯法例

记者曾向香港几大传媒了解情况，发现大部分机构会在入职前向员工列明廉政公署的指引，规定记者不能利用职权收取利益。不少传媒机构的操作方法是，在入职合约及员工守则上清晰订明记者可接受礼物的合理金额，如礼物或利益超出上限，记者必须向上司申报。

根据香港法律，如果在新闻机构设有上述清晰标准，已代表雇主授权和同意其雇员收受此指定金额以下的利益，如记者接受超出所属公司指定金额的礼物及利益，而又没有得到雇主的同意，已经犯法。

若记者所属机构没有收受利益指引，记者在没有向公司申报的情况下收取礼物便有可能触犯法例，即使收取后转赠慈善机构或不知收礼标准都不是合理的答辩理由。因为无论记者是捐赠，还是给家人享用，事实上都属于收受了该利益，也算作是使用了。

　　记者采访自己掏腰包

　　媒体不接受免费旅程

香港广播有限公司(TVB)在媒体界做出表率，在官方网站上承诺不论何时何地都避免利益冲突、或看似出现利益冲突，会采取较其他私人企业更严格的政策处理此类问题。此外，TVB还会安排廉署人员向新入职者解释规例，公司内的资深同事和部门主管亦会不时提点记者防止利益冲突之道。

TVB新闻采访部有几条著名的“廉洁理念”：“我们采访自己付款”；“我们不接受礼物、不接受免费旅程”；“我们不以工作身份要求或接受优待”等。

而对于内地记者行规，可以免费入场众多景点和娱乐场所，在TVB更是禁止发生的事情。TVB规定员工，公众要缴费的活动，绝不可以免费入场，更不能对外出售记者席座位，如演唱会和体育比赛等。

　　抽奖难逃利益敏感

　　新年利是亦不能收

内地常见的活动抽奖，礼品常常价值不菲。这样的活动，在香港同样受到《防止受贿条例》的规管，必须经过雇主同意才可领取奖品，奖品金额亦同有关标准相同，一般为500元。不能说是“抽奖”奖金就不计算作利益，令有意“送礼”的人士无空可钻。

而广东文化下的新年利是，在香港传媒界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虽然收取红包是过年的传统，并且带有利利是是的好意头，收受双方都害怕拒收会带来不吉利。但因信封的封口隐蔽，内“馅”多少外人难以知晓。即使有操守者打开红封包后发现“超标”而送回馈赠者，一样会惹来不吉利的怨言，为此，TVB新闻部和香港商业电台均规定，不能收取任何“利是”。

此外，每逢过年过节，不少采访组及记者都会收到一些机构送来的洋酒美食果篮。香港传媒一般按同一原则处理，如该采访组有十名记者，而果篮的金额不超过十人收取礼物上限的总和，采访组可无须申报而收取，如超额便要先获得公司许可。按此原理，若果篮指定送给某位记者，如果果篮价值超出公司准许收取的金额上限，记者未经雇主同意而自行与同事分享，亦属不妥。

　　不实报道一样可成罪

　　过度赞美也会触犯法律

至于记者收受利益后是否有作出或不作出与业务有关行为，例如不写对送礼机构负面的报道，或者对该机构手下留情或是过度“赞美”，在香港也有可能触犯法律。

根据《防止贿赂条例》第十一条，行贿或受贿者即使目的未达，仍属有罪。在贪污诉讼中，纵使行贿者或受贿者实际上没有办理有关要求，并无权力或机会办理有关要求，又或并无意图办理有关要求，也不可作为抗辩理由。另外，《防止贿赂条例》第十九条订明，涉及的利益即使在业内已成习惯，亦不属免责辩护。 但话说回来，因为《防止贿赂条例》没有规定具体的金额限制，若有雇主允许员工收取大额礼物，那便变成“你买我卖”，不属防贿条例的规管范围。这就涉及机构或个人的道德操守问题，并非法律能限制到。但多年来，在香港传媒业此种情况鲜有发生。所以说，清廉的传媒圈不单缘于各方的监管和监督，还有赖于香港记者的高度“自律”。本报香港特约记者 荻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