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高龄的吴至诚老人
　　自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开始从事电子信息及通信产业工作，1957年随厂迁来武汉，1976年加入武汉市革新改造挖潜指挥部，1978年调入市科技情报处调研室，后又参与创建东湖高新区任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吴至诚直到2017年还在帮助武汉市信息产业局编写武汉市信息产业发展规划。
　　眼前，这位已经95岁高龄的老人忆起往昔，仍然神采飞扬、精神矍铄。他将自己人生中60载岁月，奉献于武汉信息产业的发展。至诚至信，不改初衷。
　　受“第三次浪潮”感召
　　去东湖“赶潮”
　　1976年，吴至诚在当时的武汉市革新改造挖潜指挥部工作，主要任务是微波能的应用推广。2年后，他调入市科技情报处调研室，接触到了更多世界前沿科技信息，大大开阔了眼界，并接触到武汉地区诸多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真正体会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潜力。
　　“就好像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吴至诚回忆，上世纪70年代是科技腾飞的年代。世界上，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星球大战、多普勒卫星定位等空间技术以及全球性的信息高速公路等宏伟高科技项目相继实施，不仅在军事上显示威力，更可以在民用领域发挥作用。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后工业时代》问世并广为流传，描绘了工业革命经历了蒸汽机、电气化阶段，进入信息化社会，人们将享有高度文明、舒适的生活，震惊了世人。美国民间科技人员在得到了风险投资的支持后形成“硅谷”，便是最初的典型范例。
　　而在吴至诚的身边，变化也正在悄然发生。1978年，中央召开全国科技大会，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科学技术的春天来到了。参照境外的科技孵化器（Incubator）、台湾地区新竹科技工业园等成功经验，中国科学院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以其所在地北京海淀区中关村聚集了众多知名大学科研院所，招徕丰富的科技人才、完备的科研和教学仪器设备，产生了大量科技成果，并有条件、有能力将之转化为生产力，便建议根据中国国情，由中央拨款建立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预算约数亿元，这对全国主要大城市的科技产业发展起到“领头雁”的作用。
　　在湖北，武汉积极跟进，依托本地科技优势，提出了“东湖智力密集经济小区”的建设方案，并提出“以政策上支持为主”的较为可行的措施。1985年4月初，国家科委领导来汉考察，武汉的这一构思获得时任国家领导的肯定。
　　1985年7月15日,国家科委召集北京、武汉、上海、天津、广州五市科委举办“火炬计划”吹风会，吴至诚赴京参会。
　　“会上，仅有北京、武汉拿出成套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建园方案。上海市科委在黑板上画述了漕河泾1平方公里园区的计划。”吴至诚回忆当时的情景。会上还交流和讨论了高新区的模式、条件、优惠政策和资金等问题，供国家科委进一步决策。至此，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行动即以“火炬计划”命名。根据国家科委的权限和能力，除原有科研项目的支持外，加大了成果转化的支持，还拨出1500万元创立高科技风险投资基金。1986年中央批准“863”计划，分7个领域、15个专题启动，这是另一种支持方式。
　　从北京开会回汉，吴至诚就开始参与创建东湖高新区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业，直到2002年因年龄原因退出。
　　借鉴“外脑”智慧
　　助力武汉高新产业发端
　　1988年12月，市委、市政府批准建立东湖新技术开发区。1989年，在借鉴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发挥“外脑”作用的范例指引下，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于当年3月成立专家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分两类，一类是宏观战略方面的，有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担任主任委员）、时任市科委主任邓楠生（担任副主任委员）、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汪定国、时任市委政研室主任胡国璋；另一类是专业专家型的，按新技术光纤通信、激光、计算机及软件、生物工程、新能源和新材料等六个领域分门别类邀请专家学者共17人。吴至诚被聘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专家委员会拟订的工作思路是“收集信息，参加评议，提出建议，广交朋友”，成为开发区的一大特色。
　　吴至诚回忆，专家委员进行了许多新技术调研，助力武汉高新产业发端。
　　比如，委员会从教学、科研、生产到应用等四个方面摸清了武汉集成电路产业的家底，使国家和省市了解武汉集成电路事业基本情况，从而建立了武汉市与国务院电子振兴办之间的联系。
　　当时，武汉就解放思想，尽力帮助科技人员打破牢笼，进行成果转化。专家委员会协助原武汉建材学院物理系姜德生老师争取到省科委15万元经费，使其光纤的非通信应用——光纤传感器实验室得到充实，其原理样机产品化，发展到成为国家级光纤传感器技术工业性试验基地，并由此建立了武汉理工光纤传感科技公司。后来，姜德生老师于200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9年、2010年分别获武汉市及湖北省科技重大贡献奖。
　　但愿错失过的那些“金种子”
　　以后不再错失
　　“在专家委员会工作的13年，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吴至诚说，最让他记忆深刻的，就是错失“金鹏”。
　　上世纪80年代，电话还是十分稀有的通信工具。国际上由于科技进步，局用交换机从人工交换到机电交换，再到电子交换（从模拟交换到数字交换），提高了人们使用电话的普及率。
　　1982年，福州电信局引进了日本富士通的万门程控交换机，迅速提高了福州市民的电话普及率，同时也开启了引进国际产品的大门，形成日本、比利时、美国、瑞典、德国、加拿大、法国“七国八制”的局面，给局间互联造成困难，但确实打开了中国市场。
　　面临这样的状况，我国邮电及电子信息行业急起直追，研发了“五朵金花——巨大金中华”，即巨龙、大唐、金鹏、中兴、华为五种万门程控交换机，才挽回丢失的市场。
　　“这个‘金鹏’本可以是武汉的。”吴至诚说。
　　上世纪90年代初，电子工业部让电子部54所和华中理工大学联合开发万门程控交换机，取名EIM-601型。经过努力，该机型于1995年4月通过部级鉴定，并于同年6月在河北省南和县开局成功。
　　601型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版权的国产程控交换机，当时国内的市场前景可达几千亿元。
　　武汉市相关领导很重视这一重大科技成果，并希望其可以就地在东湖高新区的长江有线电厂（733厂）生产。然而到了正式签约时，该厂的上级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CEC）因资金周转困难提出撤资，武汉市还在多方找寻解决办法时，一直伺机争夺601机接产权的广州市嗅到了机会。
　　在征得电子工业部同意后，1997年，广州将包括当时华中理工大学朱跃庭副校长、黄载禄院长、杨学军博士为首的宝贵601研发团队40人全部迎回广州，建立了金鹏电子集团。终于实现了他们“志在必争、志在必得”的豪言。
　　不久，该团队又与美国摩托罗拉合作，开发移动程控交换机，进军移动通信市场，成为广州电子信息行业的支柱力量。
　　据媒体报道，电子工业部之所以下此决心将601项目迁移至广州，主要原因是因为广州市政府组织落实、目标明确、决心果断、甘担风险、行动迅速、政策优惠。当时广州的牵头组织单位是市科委，市政府在20天内将3000万资金以股金形式注入金鹏公司，其优惠政策包括：解决60户科技人员户口问题并免去入户广州的城市增容费等，在配偶工作安排、子女求学问题上给予照顾；按学科带头人待遇和按解困房政策提供60套住房；在1996年12月底前落实项目承贷银行和贷款担保；在1997年度再安排l000万元资金支持后续开发。
　　“今日，金鹏涉足网络安全领域。我走在武汉的马路上，抬头即可看到的安全监控机盒，都是金鹏公司生产的。我每每看到，还是会感到遗憾痛心。”吴至诚说，如今，武汉仍然是科技成果转化最有潜力的城市，但愿曾经错失过的那些“金种子”，不再错失。（长江日报记者蔡木子）
　　【编辑：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