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5月3日西安讯 (长江日报记者邓小龙) “那时我们都是些十来岁的孩子，可就是希望为抗战贡献些力量。”5月3日，在位于西安市兴庆路交大一村的家中，90岁老人张蔚手里捧着几张黑白照片，回忆起自己80年前在武汉加入孩子剧团后的情形，仍然如数家珍，仿佛历历在目。

“孩子剧团”是1937年成立于上海的少年儿童艺术团体，由一批中小学生组成，自发地在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上海沦陷后，为了确保“孩子剧团”的安全，在党组织精心安排下，20多名小团员于1938年1月抵达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

张蔚1928年出生于武汉，离休前是西安交大教授。1938年4月在武汉加入“孩子剧团”时，尚未满10岁。“我的母亲当时在武汉一所小学教书，得知‘孩子剧团’要来武汉的消息，马上通知我从老家老河口赶过来。”张蔚对长江日报记者回忆说，起初她并不清楚这是怎样一个组织，以为只是进行简单的文艺表演。然而“入团”没几天，她就被上午学习文化、艺术知识，下午走上街头宣传抗日的氛围感染，迅速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1938年4月至8月，张蔚和“孩子剧团”一起奔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为“保卫大武汉”呐喊。这一时期，武汉三镇众志成城的“全民抗战”氛围，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告诉记者，当时武汉共设有5座献金台，鼓励民众为抗战捐款。“孩子剧团”包下了位于江汉关的献金台，每天在此宣讲和表演。据张蔚回忆，那时每天来捐钱的人很多，身份也五花八门：有家境较好的富人，有普通市民，也有人力车夫、擦皮鞋的小孩等穷苦大众。每到下午，有些“阔太太”路过献金台，会将自己随身的金银首饰捐出来;紧随而来的还有不少人力车夫，经常将自己一天的收入捐出大半。“无论什么身份、什么境况，的确每个人都希望为抗战出力。”

“皖南事变”后，“孩子剧团”逐渐开始解散。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团员们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加入八路军、新四军，还有的考进各地戏剧、音乐等学校继续学习。张蔚从重庆前往西安，完成了高中学习，随后又通过考试到北京上了大学。据张蔚估计，当年的团员们，如今还在世的已不足10人。

上世纪80年代，武汉市江岸区成立“新孩子剧团”，一批中小学生接过先辈手中的旗帜。2016年，全国首个校园“孩子剧团”陈列馆在长春街小学开馆，并面向社会开放，再现了“孩子剧团”在抗战烽火中的英勇事迹。(特派记者邓小龙 通讯员乐钢 杨亮)

　　周恩来夫妇关心孩子生活

在张蔚家中，记者看到5张与“孩子剧团”相关的黑白照片，每张都有她的身影。其中一张是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邀请“孩子剧团”成员共同出席座谈会，画面中的张蔚正在发言。她告诉记者，刚“入团”时，听到其他小伙伴经常称呼邓颖超为“邓妈妈”，她感到有些奇怪。后来有人告诉她，“孩子剧团”最困难时，得到了周恩来夫妇的帮助。张蔚说：“如果没有这些帮助，‘孩子剧团’难以存续，更不用说发展壮大。”

1938年1月 “孩子剧团”到达武汉，住在位于花楼街洪益巷的培心小学。当时团员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最小的只有八九岁。由于长途跋涉的艰险和辛劳，不少团员都病困交加。

得知“孩子剧团”到达武汉的消息，周恩来便委托邓颖超以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前往培心小学看望，并将大家凑出的几十元钱交给他们，用于买药治病。

尽管是听别的团员讲起，但这些事张蔚至今仍记忆犹新。比如邓颖超刚见到这群孩子时，发现一个8岁团员在大冬天里没有穿袜子，便立即把自己的袜子脱下来给他穿上。张蔚说：“不少人后来回忆，刚见到邓妈妈时，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记者邓小龙)

　　“孩子剧团”在武汉发展壮大

1938年在武汉，茅盾曾为“孩子剧团”写下“抗日战争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的赞语。也是在武汉这片热土上，这朵“奇花”茁壮成长，随后在长沙、桂林、贵阳、重庆等多地绽放。

据张蔚回忆，她刚加入“孩子剧团”时，最初从上海跋涉而来的约22名团员刚刚从黄石返回武汉。而在1938年8月，“孩子剧团”陆续离开武汉前往长沙时，已经发展到50多人。当时的黄鹤楼、长江轮渡，以及酒店、电影院等场所，都是他们表演、宣讲的舞台。“哪里能唤醒的民众最多，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

在汉口，党组织为“孩子剧团”派去了指导员，以及语文、英语等学科的老师，并由著名导演郑君里担任艺术指导。作曲家冼星海也常来到孩子们的驻地教唱歌，编排了《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抗战歌曲表演，使得“孩子剧团”的演唱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随着自身不断学习的提高，“孩子剧团”逐渐开始走进其他儿童救亡团体和武汉的中小学校，帮助学生们排戏、学唱歌，还带着学生们创作剧本、写抗日文章。在这一过程中，“孩子剧团”的力量也不断得到补充，既有像张蔚这样的“武汉伢”加入，也吸引了从宜昌、安徽、河南等地慕名而来的新团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