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菊在准备菜肴。记者姚传龙 摄

长江网4月11日讯(长江日报记者姚传龙 实习生夏子茗)4月11日凌晨4点，一轮明月还挂在夜幕上，55岁的王金菊与丈夫，64岁的何绍章已经起床。周围的一切显得那样静谧，他们拿出前一天准备好的土豆，刨皮洗切。类似的情景，王金菊已经重复了25年。

1993年，王金菊与何绍章相继失业。为了谋生，两人在武汉市第十六中学附近做起了盒饭生意。

25个春秋过去，盒饭的菜品在变，吃饭的人在变，唯有低廉的售价一直没变——3个荤菜配上3个素菜，米饭不限，只要10元。相同规格的盒饭在1993年仅售2元。

“当初别人帮我渡难关，现在我怎么好意思收高价?”王金菊说，廉价是盒饭的特点，更是她感恩的初心。

下岗后创办盒饭摊点

早上5点50分，王金菊直起身，10斤土豆的刨皮，让55岁的她已明显感到辛苦。为了不让盒饭涨价，她没有雇人的想法，事必躬亲既能够保证菜肴美味安全，也能省下一大笔费用。她舒展了一下腰身，接着快步走向天声菜场。

如果没有意外，王金菊每天早上6点就会准时出现在天声菜场，这时从新洲来到这里的鱼贩也准时到达，贩卖鲫鱼。王金菊找出其中四五条活鱼，称重。为了保证食材新鲜，王金菊每天的食材是定量的，不能多是为了保证菜肴美味，不让食客失望。

买鱼时，也有人劝过王金菊，买死鱼，外形看不出，价格便宜不少，但王金菊总是坚决地摇摇头，每到此时，她的思绪总会回到1993年。

1993年，王金菊和何绍章双双下岗，女儿6岁，即将上学，一家三口更要果腹。为了谋生，两人将目光集中到盒饭上，因为何绍章曾在春明楼学厨，也因为王金菊对做饭轻车熟路。

尽管做饭不陌生，但是做生意很陌生，对于王金菊而言，如何招揽客人，成了她最发愁的事情。她把盒饭摊点设在了武汉市第十六中学附近，渐渐的，美味吸引了学生，也吸引了附近街坊，到她摊点上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交流中，人们也渐渐知道王金菊家里的情况。

为了帮助王金菊，善良的街坊主动照顾她的生意，盒饭的生意越来越好，家里的生活也蒸蒸日上。“当年街坊们帮我，我怎么能糊弄他们?”

太多人帮了他们 恩人不能糊弄

买回食材，已是清晨7点，王金菊和何绍章开始清洗活鱼。

25年前，王金菊就定下一个规矩，盒饭只卖80份，因为这个分量能够让她做出的菜肴保持家的味道。

以土豆为例，王金菊每天只做10斤，因为多烧一斤，土豆在烧制过程中容易糊。

土豆红烧肉制作完毕，王金菊转过身，从家里拿出盛菜的器皿。王金菊的家不大，仅有15.6平方米，这是她在1997年花费2万元购买的。从此便再无换房的想法。

“女儿出嫁，现在就我和老何两人，有这个地就可以了。”每天，王金菊的收入为800元，净收入约为150元。王金菊很知足，她经常说，以前生活没有来源，现在能够月入4000元，很好、很知足。

在王金菊看来，自己目前的门面是三德里社区在2003年免费提供的，自己赚的钱是居民照顾的，有这么多人关心，再想赚恩人的钱，那违背了盒饭摊点感恩的初心。

为了省钱，王金菊不仅不雇请帮厨，而且压缩一切开支，有时因私事不能出摊，她会告知邻居，让邻居通知食客，她不做标牌，因为标牌会花钱。但有时，王金菊又格外大方，饭盒涨价、塑料袋涨价，她都自己承担，不会涨价。

从2013年至今，10元价格没有增加一分。“只有在食材成本大范围上涨，她才涨价，而且涨价最多涨2元。”周边邻居为王金菊作证。

现在的他们经常帮助困难者

上午11点，王金菊的盒饭摊开市，她只做午餐，目的是好好休息，可以集中做好这一餐。很快食客越来越多，56岁的汪师傅来了，他上肢不灵活。

“来了?”

“来了!”两人相视一笑，算是打了招呼。

王金菊拿出饭盒，给汪师傅盛了四个荤菜、四个素菜，然后打了两盒饭，交给汪师傅。汪师傅慢慢掏出10块钱，递到王金菊手中。

“他行动不便，多添一点饭菜，可以吃两餐。”类似的情况，王金菊经常做，在三德里社区，一些高龄老人、低保人群只要到她这里吃饭，王金菊或是免单，或是象征性地收三四块钱。

为了表达对低价盒饭的感谢，有人甚至从国外旅游回来，专程带来巧克力作为礼物，实际上，王金菊不知道感谢者的姓名。

“我曾经生活困顿，别人帮我，现在别人有难，我帮帮别人，不应该吗?”王金菊说的时候问了三次“不应该吗?”

中午12点，盒饭销售一空，王金菊和何绍章收拾桌子，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发出金色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