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
生产和消费,或者说工作和休闲,是现代时间筹划的基本课题。有多少时间用于消费或休闲,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衡量指标之一。时间较少用于生产或工作,对社会而言,谓之进步;于个人而言,谓之自由。
但如果时间完全不用于工作,却不是好事,失业被认为是一种痛苦。失去工作,不只是失去收入,而且失去区别于私人生活的劳动社会场境,这两者都影响人的社会化,把人从主流社会体系中排除出去。
对“财务自由”的人来说,选择不工作,不被认为是失业,很多人似乎羡慕那样的状态。但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选择不工作的仍然很少,人们之所以这样,很大部分的原因在于工作除了维生,同时也是居于主流社会的需要。
这就是说,即使不是生计所迫,人也应当工作,这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价值。社会鼓励人们把时间用于为社会做事情上,而不鼓励把时间完全交给个人的生活。选择是自由的,但选择不工作的人显得另类。另类虽不受禁止,表面看来还不乏赞赏,实际上仍然要承担社会压力。
关于工作与失业的认识,存在着悖论。社会需要人们去工作,把时间用于创造,同时社会也设置了失业机制,让一部分人(当然是少数)失去工作,使其时间被悬搁在职业之外,并认为这种机制有利于激发创造,关于“铁饭碗”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人们都很熟悉。
在工人们还处在绝对贫困的危机之中,并为减少劳动时间、增强劳动报酬而斗争时,马克思曾经展望过这种状态,“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今天,人工智能正在带来这种可见的前景,机器的效率及其智能化水平已经开始威胁工人的岗位,影响的不只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还有过去认为的脑力劳动者,例如作家、记者、律师、医生等。
现代社会里,无论生产还是消费、工作还是休闲,其实都隐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划分属于生产系统内部,只是分出了生产系统中的两个环节。消费和休闲并不是外在生产和工作的。消费维持了生产,刺激了生产,同时,只有人能够拿出钱来,消费才有可能,钱就是生产系统流出的蜜。当人离开了生产系统,也就是整个社会生产活动,他就不再能够成为消费者。因为他消费,他领到的钱才能回笼,他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才具备了被生产系统开发的价值。而且,“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新的生产使用智能劳动工具,人的工作机会就减少了,他的时间将被迫“私人化”,一个“无工作的世界”可能形成。在很多展望中,这可不是什么福音。无工作导致无收入,无收入导致人不能获得发展的条件。生产的能力极大地提高,拥有岗位的人将获得更高的报酬,而那些不再能出售时间的人,将成为救济的对象。按照资本的意愿,与人相比,机器的“劳动意愿”、投入产出比和劳动精准度都要好得多,机器替代工人,就是进步。
现代生产是以大批量、标准化为特征的,大多数工作本身单调重复,流水线上的专业化分工已达到让一个人成天只焊接一种螺丝的地步。如果这不是在工作场境,例如在玩游戏的场合,人们会说这是无趣的,但在工作场合,单调的劳动就变成一种值得赞美的职业精神,如果精益求精,那就是“工匠精神”。现在,正是这些工作最先可能被智能机器替代。
在工业社会,人们所拥有的时间,被视为一种资源。机器对人的替代越是普遍,人们的时间被排挤出生产过程越是普遍,人的时间就越不再配称为资源,时间依旧宝贵,但现在是机器的时间才宝贵。这带来的问题是,消费的数量将减少,消费者的窘迫将产生,机器能生产很多汽车,但机器并不需要汽车,机器不是消费者。
有一种观点认为,机器替代人,产生的只是结构性失业,人可以去做更体现价值的事情。但问题是人相比于机器,在很大位置上已没有效率可言,因而机器上岗意味着同样产品或服务需要的活人大大减少。这是一种总量的减少。可以想象,在人口与生产系统的需要之间,可能需要巨大的社会代价才能形成新的耦合。根据一些科幻作品的看法,为了更高的投入产出比,未来人口数量可能要降低,如果真是这样,这会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不以自身种群数量增加为进步指标的大转折。
技术进步有自身的逻辑,没有人可以阻挡。企业和资本不会太多考虑社会的整体福祉,只要划算,他们将毫不犹豫地用机器替代工人。一台机器相当于80个人,这样的换算将使社会产生大量的无工作者,这些人的时间在生产系统中变成多余,这些时间将被闲置在社会中。工业革命的秩序形成,伴随着巨大的社会震荡,机器替代人工的智能革命,将会带来什么,巨量的闲置时间会生发怎样的社会问题,难以逆料。
劳动者赢回自己的时间,根本上在于他必需是劳动者,赢回的时间才宝贵。如果人不再能够是劳动者,那么赢回自己的时间意义何在呢?一个岗位被机器占据了的人,时间只是无奈地属于自己。他不在生产过程中,因而也不会消费;他失去工作,因而也不可能休闲。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