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网4月2日讯（记者 华智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港有哪些开放性特征、将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如何在全球化新形势下看待它、需要哪些制度或政策创新，长江日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武汉大学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余振。

自由贸易港也可能在内陆地区产生

长江日报：自由贸易港被认为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其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余振：自由贸易港的开放程度，主要体现在税收、金融、零售、航运等方面。首先，自由贸易港允许境外货物、资金自由进出港口区;其次，对进出港区的全部或大部分货物免征关税;最后，准许在自由港内，开展货物自由储存、展览、拆散、改装、重新包装、整理、加工和制造等业务活动。目前排名世界集装箱港口中转量第一、第二位的新加坡港、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均实施自由港政策，吸引大量集装箱前去中转，奠定其世界集装箱中心枢纽的地位。

目前中国内地还没有自由贸易港，只有保税港，它更多的是作为航运中心的配套政策实施，只有经过国家认定具备国际航运中心资质的沿海城市才可以申请并获得批准，目前在上海、天津和大连等多个地区有保税港区。预计在未来，自由贸易港既可能在现有的11个自贸试验区产生，也可能在自贸试验区以外的区域产生，甚至可以在具备陆地港、航空港条件的内陆地区产生。

　　现有自贸区的全方位升级

长江日报：在新一轮转型升级的当下，自由贸易港被赋予了怎样的使命?

余振：自贸区作为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未来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从目前透露出来的政策信息看，正在筹建的自由贸易港是现有自贸区的全方位升级，是改革开放的深化版。

不过，自由贸易港与自贸区还是有区别。在地理特征上，“港”与“区”存在差异，港区绝大多数临海，也有少部分临江。未来的自贸港区首先突出“港”的概念，这与一般的自贸区有所差异。此前，自贸区是“区”和“港”不分，以后会适度区分，港的功能会体现得更加充分。

在经济功能上，自贸港的功能是一般的自贸区不一定具有的。“港”的交易等特征更加明显。境内区外、离岸金融，这些不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区的体系内。此外，高水平的服务业在自贸港里会有所发展，如法律、会计等行业，都遵守国际标准和惯例，同时也有自然人的流动，在此基础上，货物才可能交易。

在监管上，自由贸易港将实行集约管理体制，依托信息化监管手段，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申报手续，实施更高标准的“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贸易监管制度。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自由贸易港将比现在的自贸区拥有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开放程度更高、力度更大，形成更高程度的资源优化配置，是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总的来讲，在自贸试验区的基础上，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将会推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在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开放层次更高、力度更大，形成更高程度的资源优化配置，更有助于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

　　坚持进一步开放，是一种战略定力

长江日报：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认识建设自由贸易港?

余振：近年来，世界经济呈现出向更长历史时段的中低速增长回归的趋势。2017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未来5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为3.7%，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5年的平均增速低了1.4个百分点。这样的世界经济环境，使得全球贸易保护抬头，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十八大以来“极不平凡”的五年里，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方式，坚持出口和进口、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开放型经济活力日趋增强。对我国而言，坚持进一步开放，是必然选择，也是一种战略定力。不管是自由贸易区还是自由贸易港，都是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的表现。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以开放推动改革，吸引先进技术经验，社会经济获得极大发展。目前，中国已经开始新一轮转型升级，相应的软件、硬件亟待升级，可以说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正是契合了当前的改革开放新趋势。

本质上意味着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转移

长江日报：放眼全球，欧洲现有自由贸易港正由盛转衰，而亚洲则积极建设自由贸易港，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

余振：这个变化本质上是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转移。2015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用一幅地图描述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大致所在地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中心所发生的变化，发现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道路就像是一个“回旋镖”：从古罗马帝国时代到20世纪中期，世界经济中心一直都在朝着西方转移。但自20世纪中期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及其他一些国家崛起以来，世界经济中心已经开始重新朝东朝南移动。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并且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为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做出了重大贡献。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折合11.2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比2012年提高超过3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2013-2016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由此，亚洲积极建设自由贸易港，尤其是中国加快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步伐，显得理所当然。

　　创新转化成功的自贸港经验

长江日报：中国自由贸易港可以尝试怎样的制度或政策创新，形成全球范围的开放竞争力?

余振：尽管国际上有很多成功的自由贸易港，有可复制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如何与中国实际相融合，仍需要进行创新转化。国务院在去年3月发布的《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中也已经提出“要设立自由贸易港区”。从地理位置的覆盖上，《方案》指出在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也就是在现有上海自贸区的范围内设立自由贸易港。

之所以会在上海率先筹建自由贸易港，主要是因为上海自贸区2013年9月29日挂牌至今，已经有4年时间。在此期间，上海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自贸区建设经验，而这对于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无疑会大有益处。一方面，上海筹建的自由贸易港一定会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实施更高标准的“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贸易监管制度。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等均设有自由贸易港。参考中国香港的经验，主要是从贸易自由、企业经营自由、金融自由三个方面实施自由港政策。香港对于一般进口或出口货物均无须缴付任何关税，企业利得税低至16.5%，本地资金和外国资金可自由进出。

另一方面，上海自由贸易港也可以尝试体现在通关程序更加便捷。在口岸风险有效防控的前提下，依托信息化监管手段，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入区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最大程度简化一线申报手续;税收或产业政策更加优惠;金融、外汇、投资服务或更加便利，探索实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金融、外汇、投资和出入境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风险防控体系。

　　将有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消费升级

长江日报：除了巩固和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外，自由贸易港还具有哪些战略价值?

余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于有限的供给能力。如今中国产能雄厚，不存在供给能力上的问题，更多的问题是来自于结构上的。这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结构。

此外，根据国内发展大局的需要，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核心理念，即“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大开放、大发展”“小开放、小发展”“不开放、不发展”。所以我们要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发展、倒逼国内改革。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不仅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也是有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消费升级的战略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