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网1月29日讯(长江日报记者欧阳春艳)读+:近年来,《故宫》《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让故宫“火”了起来,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祝勇:《故宫》是200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的时候播出的,像故宫博物院这样一个举世关注的著名博物院,在那个时候能想到以纪录片的方式进行宣传,表明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领导有着极强的开放意识和创新勇气。这些探索在后来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包括纪录片《故宫》,一经播出就引起轰动,几乎成了里程碑式的纪录片。后来又拍了《故宫100》,化整为零地介绍故宫的方方面面,也受欢迎。直到去年《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网站、电视中都创下了高点击率、收视率,尤其受到年轻人的追捧,这一点特别值得称道。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精神,与这个现代化的时代是不矛盾的,年轻人也是喜欢的,关键是采用大家喜欢的传播手段。现在纪录片已经是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喜欢的传播手段。
读+:去年6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了一个影视机构——影视研究所,你出任了负责人,这个机构未来将进行哪些工作?
祝勇:从《故宫》到《我在故宫修文物》,有关故宫的纪录片差不多部部“火”。因此,关于故宫题材的纪录片应当认真做一番规划了,尤其后年是紫禁城建成六百周年,单霁翔院长提出,“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六百年”。那么,以纪录片的方式对过往六百年的历史进行回溯、反思、传播,都显得十分重要了。
故宫博物院下设一个学术机构,叫故宫研究院,我们影视研究所,是研究院很多研究所之一,但与其他研究所不同的是,我们的主要工作职责还不是研究,而是组织原创。不只是纪录片,甚至电影、电视剧都在考虑之列。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影视投资公司进入到故宫题材影视创作这个领域中。
读+:你曾经主创过好几部历史纪录片,又写了好几本历史小说,分别用影像和文字切入历史,对你来说二者有什么异同?
祝勇:我不愿意始终在一个平面上进行写作,那样容易让人陷入自我重复。因此我喜欢在不同的形式之间转换,喜欢进行新的尝试,这样才能保持新鲜感,保持创造力。当然,不同形式是有关联的,比如我写历史散文,与历史纪录片其实只一墙之隔,十分接近,很容易彼此转换。纪录片方面,我不仅写,还尝试导,刚刚导演完成了一部纪录片《新疆》,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不久将会播出。
当然在所有的创作形式中,我最重视的还是文学。我对文学无比忠诚,从来也没有抛弃过它,也非常享受写作的快乐,尽管在当下,文学早已不再“时髦”,认真地打造一部文学精品甚至被认为是迂腐。
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人们似乎不再有兴趣、有时间去完整地阅读一部文学作品了,但文学依然有其价值。它看似无用,却无比有“用”,因为它观照的是人的处境、感情、灵魂,而且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去观照。人的精神世界不能变成一个空洞,所以人终归是离不开文学的。一个抛弃文学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就算一时抛弃掉,总有一天还要找回来。
故宫激发写作者无穷无尽的创造力
读+:近年来,你的创作重心都与故宫有关,你眼中的故宫是什么样的?
祝勇:对于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幸福之地,因为它可以无穷无尽地激发创造力。
读+:已出版的《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即将出版的《故宫的古物之美》构成了你的“故宫三部曲”,你创作它们的初衷是什么?
祝勇:其实以中国古代艺术品为主题进行写作的愿望由来已久,但时机一直不成熟。对于作家来说,一部作品的完成也靠缘分,而不完全靠“计划”,这就像人与人的缘分一样。缘分不到,求也求不来。比如你让我写《红高粱》,写《白鹿原》,“计划”再周密也没用。在故宫博物院,我属于半路出家,不像一些故宫前辈,在故宫工作了一辈子。这给我带来许多先天不足,但另一方面,也让我在面对故宫时有了一个开放的视角,进入故宫之前的许多储备都派得上用场,或者说,之前的经历、储备,都在故宫找到了爆发点。这三本书的完成,几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没费什么劲,就像天赐的一样,或者说,是故宫赐给我的。
读+:关于故宫,你还有哪些写作计划?
祝勇:先说说出版计划吧。首先,我把故宫题材的散文都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概有十种左右,要放在一起出版一套《祝勇故宫系列》,争取在2020年紫禁城建成六百周年以前出齐吧。第一本叫《故宫的古物之美》,今年春天就会出版。此外,可能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个规模不大的文集,把前面提到的两部小说,还有一些散文编进去。
纪录片方面,不论片子是由别人导演,还是我自己导演,恐怕脚本还是要由我来写,尤其紫禁城六百周年时间已很近,这个纪录片的脚本写作已十分紧迫。
散文写作,至少关于故宫收藏的艺术品系列要写下去。今年我在《当代》杂志开了一个散文专栏,叫《故宫谈艺录》,全部是写故宫收藏的书画作品的。前几天,这个专栏的全年散文,刚刚获得了《当代》文学拉力赛的散文总冠军。《当代》问我今年专栏还开不开,我说没有余粮了,要积累一下,后来又写了一些,也许明年会再开一个专栏。
但我心里一直隐隐有一个念头,就是再写一部关于故宫的小说。小说是一个很独特的领域,让写作者在里面搭建一个时空,想象力可以纵横驰骋。我很偏爱小说写作,很羡慕麦克尤恩、村上春树这些小说家,小说的创造力层出不穷。
追踪史料与侦探追踪线索没什么区别
读+:这次在新书《纸上的故宫》里,你自选了一篇《武英殿:李自成在北京》,关于李自成在北京的这段短暂历史鲜为人知,你是如何一步步考证的?
祝勇:就是追踪史料吧,这一点跟侦探追踪线索没什么区别,只要是发生过的事,痕迹就不可能被清除。线索是永远放在那里的,就看你有没有敏锐的目光,哪怕一百年前、甚至几百年前发生过的事,也是有线索可寻的。写历史散文,就是在史料中顺藤摸瓜,链接式地,从一个线索引出另一个线索。
写李自成,也不例外。三百多年过去,许多史实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中了,因此,用史料把那段被断裂的历史时空衔接上,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是从当时人的记录中寻找线索的,没有演绎的成分,当然,即使是亲历者的记录,也未必可信,因此,就需要将不同人的记录都拿出来比对。书里其他的作品,也是一样。总之这种写作很复杂,需要耐心,当然,首先要对写作抱有诚意。我非常迷恋这样的工作。
读+:你还在新自选集里选用了《永和九年的那场醉》一文,讲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王羲之《兰亭集序》,你是如何将自己解读的视角尽量做到与众不同?
祝勇:还是要有自己独特的体会与发现,不重复别人的话。其实越是司空见惯的事物,背后越可能潜伏着一个我们所不知的系统。比如苹果成熟了从树上掉下来,所有人都司空见惯,但万有引力定律,只有牛顿能够发现。科学如此,文学亦如此,我们要从看得见的世界背后,发现那个看不见的世界。
读+:有人说故宫充满了谜题,而你正在充当“历史的侦探”,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祝勇:我很希望成为历史的探秘者,但那很难,不能轻易达到,需要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力、对细节超强的感受力,以及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可能我要为此而努力一辈子。
编辑：宗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