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正门 资料图

长江网12月15日讯(记者欧阳春艳 通讯员陶昕敏 周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回顾、研究中共中央在武汉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这段历史,就是要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前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15日,来汉参加“聚焦1927:中共中央在武汉暨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冯俊,总结并高度评价武汉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共中央在汉期间,武汉成为全国革命中心

冯俊介绍,从1926年9月起,中共中央陆续抽调大批干部到武汉工作;同年冬开始,中央领导层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陆续云集武汉,中共中央机关也逐步从上海迁移到武汉。到1927年4月,中共中央完全迁移到武汉。直到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因形势变化,中共中央才由武汉迁往上海。

“随着国共两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移到武汉,武汉成为当时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冯俊介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中就写道:‘全世界都知道,1927年的汉口是红色的汉口’,因此武汉也获得了‘赤都’之称。

中共中央迁汉和在汉期间,全国各地特别是湘、鄂、赣、粤、豫等地以工农运动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迅猛发展起来,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根据冯俊的研究,到1927年4月,全国有组织的工人达208余万人,有组织的农民达980余万人。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中共还推动促成国民党中央开办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和领导人。在武汉发起组织的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被广大农民称为“全国农民的总炮台”。武汉由此成为全国农民运动指挥中心。

冯俊指出,在中共中央迁汉期间,党在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斗争中,也积累了经验,获得了教训。

　　党的自身建设取得许多新突破,有些一直沿用至今

1927年4月底中共五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急增至57967人,成为全国第二大政党。

冯俊介绍,中共中央在汉期间,高度重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在党的建设上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和新的突破。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一大批拥有坚定信仰和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首次当选中央委员,进入了中央领导机关。

冯俊表示,中共五大诞生了多个党史上的“第一次”:第一次将“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第一次设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使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称;第一次规定了党的组织层次和职权任务;第一次规定党团(即党组)的设置与职责;第一次用专章规定党和共青团的关系。

“这次大会所形成的党的领导体制有些一直沿用至今。”冯俊表示,中共五大还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的章程、强化党内监督、严肃党的纪律的高度重视。

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如中共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首次提出“宜重视政治纪律”。

冯俊认为:“中共中央在汉期间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与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后来开展白区工作和进行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八七会议具历史转折意义,武汉成人民军队建军策源地

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在政治路线和思想理论上提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研究探讨了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

冯俊认为,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是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八七会议明确将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

“在武汉,党转变了军事工作方针,作出了发展党领导人民武装力量、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重大决策,开辟了中国革命新的道路。”

冯俊认为,随着党的军事工作方针转变,“以叶挺、贺龙部队为骨干逐步掌握、扩大革命武装,在武汉完成了参加三大起义的主力部队组建和军事人才培养。武汉因此成为了人民军队建军策源地。”

“从八七会议后到中共中央离开武汉前,党中央在武汉又作出了放弃国民党旗帜,没收小地主土地,开展苏维埃运动,统一起义军名称为工农革命军,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等一系列重要决策,同时使全党迅速转入秘密工作状态。”冯俊认为,八七会议和会后这一系列重大决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征程,为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记者欧阳春艳 通讯员陶昕敏 周静)

责编:李智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