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家破人亡》雕塑提醒世人珍爱和平

幸存者倪传仁

长江网12月13日讯(长江日报特派记者万建辉南京报道)2016年8月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青年教师武黎嵩带队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到今年11月,共访问到51位幸存者,这些幸存者多为85岁以上的老人。他说,幸存者的人数近年在急剧减少,1984年统计有1700多人,上世纪90年代初剩下1200多人,去年8月他带学生调查时,在册登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114人,而现在只有97人了。

12日下午,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武黎嵩在历史学院他的办公室谈起这次调查工作。经过调查,武黎嵩发现,大屠杀带给他们的不只是当年那6周的苦难,还有伴随他们一生挥之不去的伤害。

武黎嵩说,他带领40多名学生,150余次采访,260多个小时的录音,第一稿124万多字,调查工作如同与时间赛跑。

2000年以前,这类调查着重寻找大屠杀的证据,在于对日军加害事实的认定,他们这一次调查,着重了解的是大屠杀对幸存者一生的侵害。许多幸存者反映出来的事实表明,创伤不因为日本投降就结束了。

去年去世的任静萍老人,大屠杀发生时她13岁,是女子学校的学生,被日军强奸,遭枪击,髋骨被打,导致后来不能生育,婚姻不幸。寻访时,她多数时候都沉默。

常志强老人一家8口,只活下他一个人。当时日军从中华门破城而入,他们全家往“安全区”跑,在距离今天南大老校区两三公里的地方,遭遇了日军。当时他父亲挑着担子,被子弹击中后,跪在地上死去。他母亲抱着孩子,被日军刺了几刀,死前挣扎着让孩子最后吸吮了她带着血的乳汁。他姐姐也被日军刺刀刺中。他本人目睹这一切,吓晕过去,才躲过一劫。他和姐姐被好心人带到“安全区”,姐姐因伤口感染死去。父母、姐弟尸骨无寻,也没有留下照片。常志强的女儿告诉采访者,父亲一辈子沉默寡言,偶尔和老伴讲话。

调查中,武黎嵩他们发现,几乎每个幸存者都提到日军侮辱中国妇女,这让武黎嵩感到,南京大屠杀期间发生的强奸数量,远超过东京审判时定下的2.7万起,只是太多受害者保持沉默,如今又多故去,已无从调查。

他还发现,南京大屠杀中的被害者、幸存者,多是普通市民,而被害最多的底层市民百姓,在那个时代识字不多,以至于东京审判时,多是外国医生、教师代为举证,因而现存的许多中国人受害资料还是英文的。

　　幸存者倪传仁:

　　父亲哥哥名字刻上“哭墙” 今天再去祭奠他们

倪传仁老人生于1937年7月3日,日军侵入南京时,母亲抱着5个半月大的他,牵着他的姐姐,在一个废弃的柴屋里躲过了一劫,然而留守在家的父亲、哥哥没有那么幸运,待日军走了,倪传仁母亲回到家,父亲和哥哥都已躺在了血泊中。

长江日报记者12月12日在南京雨花西路倪传仁的家中见到他。老人今年虚岁81岁,身体不错,出门迎记者进门,说13日公祭日当天会去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参加祭奠缅怀活动。

他说,当年他家住大报恩寺附近,小时候听母亲讲,他大哥是被日军用刺刀刺死的。

父亲死后,目不识丁的母亲没有了生活来源,靠摘豆芽,挖野菜过活。几年后母亲改嫁,他由赵姓改为倪姓。2014年,他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到媒体关注,这一年他父亲和哥哥的名字被刻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哭墙”上,父亲姓名是赵长根,哥哥姓名是赵传柱。

他邻居中有一个谢姓的老人,大他30岁,后来经常跟他讲1937年日本士兵大屠杀的惨况,当时他在红十字救护队,遇难的人太多。

倪传仁说,日军侵略中国,滥杀无辜,惨无人道,让一个和睦的家庭家破人亡。

倪传仁的女儿告诉长江日报记者,父亲平时很少讲起这些悲伤往事,2014年后,许多民间团体请他参加抗战纪念活动,和他一起参加纪念活动的幸存者不多了;上个月,一位名叫佘子清的幸存者去世了,他们一起多次参加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