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网讯(记者周满珍)中国每卖出十本世界名著，就有四本是译林版。一手创办译林杂志、译林出版社的李景端，日前出书《风疾偏爱逆风行》，全面解密“译林怎么火起来的”。7月1日，83岁的李景端接受了长江日报“读+”专访。

当年买《译林》要加价

1975年，41岁的李景端，从经济行业跨界进入江苏人民出版社。两年后，他筹办《译林》杂志，1979年推出创刊号，以《尼罗河上的惨案》为主打，一经推出，火爆到要用麻袋装汇款单。在文学上，一度称为“译林现象”。

李景端坦言，《译林》创刊时，便强调着眼当代。“如同外国人只看《红楼梦》，无法了解当今中国社会，只让中国人读巴尔扎克、狄更斯那些古典作品，同样不能认识外国现实，必须刊登新作，故事好看，内容能吸引人”。

但在当时某些人眼里，通俗故事难登大雅之堂。但李景端认准《译林》就是要面向大众，走介绍健康的通俗文学、尤其是西方当今流行小说的路子。

《译林》每期都刊登一部外国当代好看的长篇小说，配上中篇、短篇、诗歌等，再特别新设计一些接地气的栏目，如微型小说、外国作家新作介绍、最新外国文学动态、以及外国文学名词解释等等，给读者焕然一新的感觉。

李景端说，“外国文学名词解释”，钱钟书每期都要看，有一期，他发现他侄儿钱佼汝写的名词解释欠确切，立即来信指出。至于“外国文学动态”，更成了许多专业读者和中国作家每期首先必看的栏目。

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大学图书馆陈列了《译林》，因为阅读的人太多，不是被翻毛了看不清字，就是翻烂了造成缺页，有的被人干脆拿走。黑市上《译林》每本要卖2元(定价1元2角)，还要外加两张香烟票。有一次李景端去医院看病，医生看到他病历上填写的单位是译林，就抽出来让他先去看病。

1988年，李景端创办了译林出版社，推出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请萧乾、文洁若夫妇合译《尤利西斯》，当年创下14万的销量，需凭票购买。

此后，《巴黎圣母院》《麦里里的守望者》《瓦尔登湖》等至今仍居外国文学长销书前列。其营销上的许多创新，沿用至今。

替季羡林打维权官司

1996年退休后，李景端不再做社长，返聘到译林做了10年编辑。2001年，他替季羡林等15位翻译家打了一场维权官司。

事件缘于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了《诺尔文学奖大系》，却没有给译者署名。和季羡林、王佐良等翻译大家合作多年，李景端深知翻译工作的苦辛，打官司的目的，一是维护译者个人利益，二是借此提倡全社会保护著作权的氛围。

李景端把各篇首页译文复印出来，按语种分别寄给译者，征询是否为其译作，历时4个多月。在得到这些作品译者有效的授权之后，他首次当代理人在北京上法庭打官司，最终胜诉。季羡林先生为此感叹：“社会上就缺乏像李景端这样仗义执言的人。”

1934年出生的李景端近年在媒体发表文章上百篇，如对“图书豪华包装说不”“问题图书应该召回”。他自嘲，大多呼喊均见效甚微，“非出于私心，也不谋私利，叫喊一下，总比视而故作不见为好”。

　　呼吁设立国家翻译奖

对当前翻译出版现状，李景端更有话说。当今翻译出版出现了很多新情况，诸如变个人整体翻译，为众人碎片流水翻译。《乔布斯传》从翻译出版到上市，只花了35天。

在推动图书“走出去”中，还出现了倡导“连译带改”的“葛浩文式翻译法”，甚至宣扬“忠实原著是走出去的绊脚石”。此外还出现了人工智能翻译和靠软件翻译等等。

对上述这些新现象，他认为只要不违法，政策允许，市场有需要，可以包容，让不同的翻译模式，各行其道，但作为老出版人，在大文化层面，仍难掩忧虑。

针对葛浩文“连译带改”的翻译模式，李景端在《中华读书报》连发两篇文章探讨。他写道：“葛浩文式翻译，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市场化的产物。他强调要适应译入语读者的口味，主张翻译可以重写。”“葛浩文式翻译，在市场上确实不乏成功的实例，以至被译界有些人视为翻译理论的重大突破，但不能笼统将它当为翻译通用的法则。”

李景端认为，“连译带改”，并非中国文学“走出去”和振兴翻译的“灵丹妙药”，因为妨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深层原因，除了高端译者的缺失，还是在世界文化里的话语权略嫌薄弱。

以《尤利西斯》为例，原著文字那么晦涩怪诞，现有几十种译本的译者，都没有人会按本国读者的喜好去试图改动原著。

李景端认为，宣扬“连译带改”式翻译，是文学不自信的表现，美其名曰“世界主义”，不但会消散中华民族乡情，连文化母体的基础——中文也面临威胁。

他认为，优化翻译出版环境，需要提高翻译稿酬，允许重要翻译作品纳入科研成果，加大培养高端翻译人才，鼓励和扶持国际翻译合作。李景端一再吁请中国应该尽快设立国家翻译奖。

访谈：《译林》一炮打响，根本原因在于对外开放

　　面对争议，钱钟书夫妇破例出任《译林》编委

读+：《译林》杂志创刊号便成爆款，是不是当时大众对文化的“饥渴”成就的?

李景端：确实是这样。当时大众对西方当代文学，尤其是现代派等世界新思潮，总认为是腐朽没落的，不知晓、不敢碰。这种背景下，《译林》以译介英国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闯出“禁区”，又接连刊登反映西方社会现实的流行通俗文学，让读者从小说中看到银行自动存取款，访客对讲自动开门，自己任意取货交钱的超市等崭新的生活方式，使对当代社会进步的饥渴了解，得到些许精神缓解。这或许正是《译林》一创刊就红火的重要原因。

现在看来，《译林》一炮打响，固然有刊物勇于开拓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对外开放方针引发的效应。今天任何人包括我再来办《译林》，都不可能重现当年的盛况，因为社会环境变了。

读+：不少著名作家也从《译林》介绍的外国作品中获得灵感或借鉴，从而滋养了他们的文学创作?

李景端：译林栏目众多，长期闭塞的思想界、文艺界，从杂志介绍的西方作品中，了解到意识流、黑色幽默、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等文学新流派，从而推动了当时文化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滋养了一批作家。

读+：钱钟书杨绛夫妇为什么会出任《译林》编委?

李景端：我与钱钟书夫妇可谓素昧平生，是《译林》的诞生，让我们结缘。

《译林》才创刊，当时文学界大致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封杀《译林》;第二种虽不认同《译林》的办刊宗旨，但行动上观望超脱;还有一种，就是像钱钟书夫妇、戈宝权、冯亦代等人那样，坚定地支持《译林》。

持第三种态度的学者，按我的理解，他们思想开放，对西方文化现状比较了解，视野开阔。还可能是我的幸运、真诚和磨劲，多少也打动了他们的同情心。

我与钱钟书夫妇通信，没有阿谀奉承的空话，都是坦陈真情，实话真说，钱先生不仅会不客气地批评我，还会在信中开玩笑，甚至称兄道弟。先生给我的一封信中，曾有一句“敬祝你们——实在不敢老着脸说‘咱们’——的刊物办得更出色”。

　　十多位专家谢绝翻译《尤利西斯》

读+：1988年，译林出版社想翻译出版《尤利西斯》，为什么会遭到很多名家的婉言谢绝?

李景端：对《尤利西斯》，早在1987年我还在当编辑时，就曾向英语界十多位专家约译，都被婉言谢绝，原因一是怕译“淫书”有风险;二怕怪文太难译。我不甘心，当了社长后更决心要找人填补这个空白。

起初萧乾一口回绝，说他比钱钟书还大一岁，更是八十老衰翁了。但我不死心，几经诚恳软磨，终于说动萧乾夫妇接受了翻译任务。

现在回想，我同萧乾夫妇这项合作，其成功大大超出了预期。表现在：1、译者二人以合计150岁的高龄，花四年多就完成了这一旷世译作，开创了译坛的一项新纪录;2、译林社出此书，原本准备赔钱，结果反而名利双丰收;4、萧乾一生著译几百种，可是现代文学馆只收藏了他的《尤利西斯》译稿这一种。它不但使萧乾夫妇晚年著译生涯重绽光芒，这段佳话，将伴随《尤利西斯》在今后的岁月中，长久流传。

读+：你的新书记录了一封文洁若和你的通信，说如果是钱钟书翻译《尤利西斯》，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将是一本比得过任何译成外语的《尤利西斯》”。对此，你有何感受?

李景端：对没有实现的事，我没本事预见。39岁的钱钟书，能译出什么样的《尤利西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尤利西斯》原文太难了。

萧乾夫妇译《尤利西斯》，也不是没有外援的。首先，我和他通过借或买，从国外弄到三十多种有关《尤利西斯》的词典、地图、注释等参考材料;其次，书中的希腊文、梵文、西班牙文等好多种外语，萧乾都找杨宪益、季羡林等老友帮助解决等等。

总之，文学翻译没有最佳定本，如果钱钟书去译，那自然带有钱氏特色，我认为，两者只有特色的区别，很难去判断优劣。

读+：在你与杨绛先生多年的交往中，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情吗?

李景端：我在《波涛上的足迹》一书中，曾误说经钱钟书推荐，《译林》也邀请杨绛担任编委。夫妻间互荐，这本是平常小事，哪知杨绛却写了长信给我加以澄清。她说是戈宝权推荐的，强调她从来“不沾钱钟书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