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融媒体7月3日讯(记者蒋太旭 欧阳春艳 黄征 宋磊 万建辉 周满珍 汪文汉 刘智宇)长江日报记者寻访首届中央监察委员八烈士后人，感受为信仰牺牲的铭记与传承!
两次采访王荷波后人，找到烈士生死抉择的答案
图为老人孙赵迪围着八宝山王荷波等烈士之墓走了一圈，他对这里再熟悉不过。记者 胡冬冬 摄
当报社把采访王荷波后人的任务分配给我时，我格外兴奋，觉得这似乎是最好的安排。
武昌都府堤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前面，有一处闹中取静的小公园——武昌廉政文化公园。公园里有一组人物群雕，是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全身雕像，站在中间，个子高挑，着长衫蓄胡须的就是首任主席王荷波。
我住的地方离这个公园步行约十分钟的路程，闲来去公园散步时，远远就能望见这组雕塑。
雕像基座上刻录着每个人物的名字和生卒年份。我发现这10人中，有8人牺牲，牺牲时大多三四十岁，正值英年。
我曾从事文化报道多年，但8位烈士中，多数人的名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这是一个怎样的革命烈士群体，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面对敌人的屠刀，他们可以选择活下来，为什么抛家舍子、慷慨赴死?多年以来，每每看到这组雕塑，这样的疑问一直萦绕心头。
今年5月，话剧《王荷波》在汉公演，举办方从福州邀请王荷波侄子王更生先生来汉观演，我被安排采访王先生。由于采访时间只有开演前的不到二十分钟，当日采访并不深入，所得素材有限。
没想到，不久后，长江日报策划推出寻访八烈士后人的大型报道，并再次安排我采访王荷波后人。因为有了上次的采访经历，我很快掌握线索，并联系上了居住在北京的赵迪先生。
70岁的赵迪先生是王荷波的长外孙。采访是在他家附近一家酒店大堂咖啡厅进行的。当时接受采访的还有王荷波五弟王凯的小女儿王皓光女士。她和赵迪年纪相仿，却是长辈。
王荷波牺牲时，赵迪的母亲也才三四岁，他没有能从母亲那得到关于王荷波的更多记忆。整整一个上午的采访，赵迪一再强调：他对外祖父的认识和了解，是伴随着自己的成长一点点清晰起来的。
“请求党组织对我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教育他们千万别走和我相反的道路。”这是王荷波就义前留下的唯一遗嘱。“姥爷生前为什么要留下这样的遗嘱?”从小时候一直把姥爷和周恩来干革命的故事，作为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到长大后逐渐明白，姥爷为什么要以必死的决心去从事他认为正确的事情。赵迪说，他终于找到了答案：那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信仰，并愿意为信仰牺牲一切。
王荷波等烈士的墓碑连基座约有10米高，在整个八宝山革命公墓墓园内，显得格外高大。赵迪带我们进入墓园，他伫立在高大墓碑前，久久仰望墓碑。从赵迪仰望墓碑的眼神和身影中，我也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走进杨匏安革命家庭，两个儿子葬在父亲雕像后的树下
6月10日，广州珠海，杨匏安之子杨文伟(右三)接受本报记者欧阳春艳(右二)采访。记者胡冬冬 摄
6月9日清晨，我和摄影记者胡冬冬一起前往珠海，踏上寻访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杨匏安革命足迹之旅。那座城市不仅是杨匏安烈士的故乡，如今，他唯一在世的儿子——88岁的杨文伟老人，和85岁的老伴郑梅馨也在那里过着平静的晚年时光。
在我不算太短的工作生涯里，对革命烈士后人的采访有过很多次。然而，这却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一位革命者的成长土壤，去试图理解信仰和忠诚是如何影响着他和一个大家庭的命运。
在采访资料准备阶段，我们得到了我市文史专家赵晓琳的大力协助，她与杨文伟老人一家是旧识。接到我们的预约采访电话，杨文伟老人的大儿子杨峻先生不仅告知了详细的家庭地址，还表示愿意陪同我们去几个对了解爷爷杨匏安有重要意义的地方。
后面的采访过程幸运得出乎意料——在我们入住的酒店周边几百米，分布着杨氏大宗祠、杨匏安陈列馆、杨家老宅;再远一点，还有一所以杨匏安命名的纪念小学。
冒着南方的酷暑，八旬高龄的杨文伟、郑梅馨夫妇从家里赶来，坚持要带我们四处走走看看。那些早已载入史册的人物与事情，从当事人嘴里说出来，每每令人落泪。
“我祖母出生于大户人家，她一辈子生了9个孩子，除了我父亲杨匏安，别的子女全都早夭。她重视教育，培养我父亲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才子，可是他也在35岁就牺牲了。”在杨家人心里，杨匏安的母亲陈智是一位更加伟大的女性，“父亲在上海去世后，祖母忍受着巨大悲痛，带领着一大家子近十口人活了下来，而且继续支持革命”。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杨匏安面对亲自出马劝降的蒋介石，一身硬气地直接摔掉电话。而对老母亲和7个孩子，他充满了温情。杨文伟老人至今还清晰记得父亲从狱中传出的小纸条上的叮嘱，“玄儿不可顽皮”“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
杨匏安牺牲后，他的子女们都走上了革命道路。1986年，杨匏安在珠海香炉湾的雕像揭幕，杨家四个兄弟在分离了50多年后才首度见面。“我们一大家子很多人都因为革命，连尸骨在哪里都不知道。后来二哥、四哥在外地去世，骨灰送回了珠海，就埋在父亲雕像背后的树下，永远陪伴着父亲。”当杨文伟老人云淡风轻说出这么沉重的人生离合时，我们一时只能沉默以对。
在离开珠海前，我问郑梅馨奶奶，您觉得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多伟大的事情?这位85岁的老人回答我：“可能真的是有一种基因吧，信仰，也是一种基因。”
蔡以忱之孙四处搜集祖父资料，只要提到蔡以忱都用笔做记号
记者黄征正在采访蔡以忱后人蔡亚生。记者 胡九思 摄
蔡以忱是谁?这个32岁就牺牲了的年轻共产党员，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在接到寻访8位烈士后人任务之前，我对这个名字十分陌生。直到前不久前往他的家乡——黄陂区蔡家榨街白家嘴村，听他的孙子蔡亚生讲述先辈的故事，这个形象才逐渐生动丰满起来。
蔡以忱有两个儿子，57岁的蔡亚生是次子蔡光海的孩子。在偏僻的白家嘴村，蔡以忱住的老屋已经坍塌，仅剩下只有门窗的一堵墙。蔡亚生说，祖父和他的5个兄弟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祖父读小学时就离开了家，到邻村蔡官田村住读，“祖父特别会读书，他在武昌的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5年得了10个第一”。
实际上，蔡亚生小时候对祖父的印象是很模糊的，他说：“祖母和父母很少讲祖父的事情，只说他投身革命后很少回家，我父亲不到周岁就被他送回乡下，寄养在亲戚家。我从小听村里的老人讲祖父的革命传奇故事，起初只是觉得好奇，心里也很敬佩。”
有关蔡以忱的历史资料很少，蔡亚生成年后，四处搜集和祖父有关的资料。他给我看了一本精心整理的资料册，里面有《毛泽东的足迹》《董必武传记》《任弼时传记》等书的复印件，只要提到蔡以忱的部分，都用笔做了记号。
蔡亚生告诉我，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他对祖父的印象从原来的碎片化渐渐变得丰满了，“祖父远离故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好”。
“让人民生活得更好”，在战争年代，这是蔡以忱心中的理想。更让我感动的是，他不仅严于律己，还严格要求家人。蔡亚生要求长子蔡惠安，“为人要正直，要为百姓着想，不要找组织的麻烦”。蔡家人谨记蔡以忱的嘱托，哪怕生活再困难，也没有一个人向组织提出特殊要求。
蔡亚生给我看了一张《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的照片(原件由蔡惠安保留)，这是1957年7月8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印制的，上面有毛泽东签名和中央人民政府印章。
新中国成立后，蔡以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几十年来，这张纪念证只是默默地安放在蔡家，蔡以忱的后人们都靠着自身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辛勤工作。蔡亚生告诉我，他的父亲当了一辈子老师，一直没有透露自己是烈士后代的身份，后来学校得知他是蔡以忱的儿子，要给他一些照顾，他不要，说要留给更需要的人。
“祖父是这么伟大的人物，又是这么廉洁，我们后辈绝不能给他丢脸。”蔡亚生的这些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回旋，我想，这就是传承。
杨培生唱《国际歌》后说的那句话，让我明白烈士入党初心
记者宋磊正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内采访杨培生后人。记者 胡九思 摄
是什么让一名共产党员在面对死亡威胁时，仍对党无比忠诚、决不退缩?踏上寻访杨培生的采访路，那些停留在纸面的感触渐渐清晰、戳中心怀。
杨培生1925年入党，1927年牺牲，身为党员的短短两年，他谱写了光彩熠熠的人生华章。一路上，在翻阅杨培生史料时，我发现有个关键词与他密切相关——《国际歌》，这首歌在他作为党员生命历程的两次唱响，令人久久回味。
1925年，杨培生迎来上海区委派到浦东工作的张佐臣，面对比自己年轻近20岁的年轻党员，杨培生心怀敬仰，与他成为忘年交。张佐臣经常和杨培生谈心，向他宣传党的主张。一天，张佐臣在开会时教大家唱《国际歌》，顿时打动了杨培生，令他情绪激动、浑身是劲，很快学会这首歌，并对党产生憧憬，找到张佐臣要求入党。不久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1日，在敌人抓捕关押两天后，杨培生和张佐臣肩并肩走向刑场，临刑时，他俩再次高唱《国际歌》。
6月6日，我踏进位于上海西郊的川沙烈士陵园内，试图在展馆内找到关于杨培生的遗物，但该陵园宣教科负责人张兰英告诉我，他们一直在努力，但这方面仍是空白。见我有点失望，她指着展馆内的展板上的几行字告诉我，这些文字的分量不亚于实物——“我看党为平民谋事就是好，即使砍我脑袋，我也要参加共产党。”张兰英说，这句话便是杨培生学唱《国际歌》后，对张佐臣说的，一直感动着陵园内的工作人员。
“为平民谋事就是好”，极为朴实的语言，却切中我党的宗旨，也表明一位共产党员入党的初心。此时，老照片中那个显得憨厚、淳朴的杨培生仿佛就在我面前，此刻，我明白了他为革命卖掉田产、倾尽家财，不惜借债帮助困难工友等举动背后的原因。
次日，我来到位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内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曾经关押杨培生的牢房阴暗逼仄，通往刑场的道路狭窄幽深。当时我想，支撑杨培生、张佐臣平静面对死亡的一定是对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还有《国际歌》里展现的光明世界。
寻访杨培生，令我深感信仰的力量如此强大，党走过光辉的96年，党的事业持久坚实，来自于薪火相传的信仰传承，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用坚定的信仰、不变的情怀，让党的事业不断发扬光大。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回程火车上，我用手机播放《国际歌》，雄壮的歌声响彻脑海，荡气回肠。
在许白昊家乡听后人讲烈士故事，感受与看史料完全不同
图为许白昊侄孙许振斌在家中老宅前，许白昊也曾今生长生活于此。记者 任勇 摄
随着采访的深入，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坚定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的许白昊逐渐呈现在我面前。许白昊身上，太多地方令我感佩。写稿时，我是带着情感的，不像一般新闻稿写作，我们要求冷静，不能掺进个人情绪。
6月5日，赴湖北应城采访那天，是许白昊牺牲纪念日前一天。当天，天降暴雨。采访第一站，我们在应城宣传部副部长郑毅引领下，来到应城革命烈士纪念馆。
纪念馆在应城市区的一条商业街上，进到院子里，是一栋老楼。讲解员带我们到三楼，许白昊的图文资料集中在一面墙上。现在看到的许白昊图片，多是请画家根据当事人回忆画出来的。
在纪念馆，我们感受到，应城当地重视对许白昊烈士的纪念。学者专家、应城当地部门时常来这里搜集许白昊的资料。在纪念馆，我听说了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曾成贵来这里搜集资料写许白昊的传记。
在应城市国税局，我见到了许白昊侄孙许振斌。从衣着到谈吐，能看出许振斌是一个很朴素、厚道的人。通过和许振斌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听到了许多感人故事和细节，如许白昊回应城发动工人，几次过家门而不入;如在汉口扮挑水工联络工人骨干、让父亲不用担心孩子等等，体会到革命者辗转流徙，父子分别，兄弟分离，妻离子散……革命工作艰苦凶险，这些故事活生生呈现出来，感受是与单看史料完全不一样的。许白昊直到牺牲，从没动摇过，反而更加义无反顾。
在许振斌位于村子里的家里，也就是许白昊出生成长的地方，许振斌的母亲田桂凤老人亲口讲述了许白昊父亲对她讲的许多许白昊的故事。
根据讲述，许家当年有几亩田，房子前后都是竹林，修了大院子，里面种有花木，能看出这家人不同于普通农家的痕迹。许白昊父亲是有见识之人，对儿子成长一定有影响。许白昊后来只身到武昌求学，遇上大时代、大变革，投身革命，义无反顾走上革命道路。
回汉后，在省社科院采访研究员曾成贵，得知他写的这部许白昊传，是第一部详细讲述许白昊生平的传记，以往地方志上的小传，多是几千字的篇幅。
采访武汉党史专家陈芳国，看到许白昊妻子秦怡君对早年革命经历的回忆，看出革命先辈们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事业，婚姻家庭、个人小我都服从革命大局，几乎不讲个人利益、家庭需要，为信仰、为革命，到了无我、忘我的程度。这种牺牲精神、献身精神，对当下无疑极具启示意义。
寻访张佐臣我听到最多的是他对信仰的忠诚现代人无法想象
记者周满珍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内采访陵园讲解员，了解张佐臣史料。记者 胡九思 摄
寻访烈士张佐臣后人，从6月6日开始，长达十天的寻访历程，比想象中艰难。年仅21岁就义的张佐臣，并没留下太多资料和线索，或许，正是这种为革命为信仰毫无保留的牺牲和奉献，更加撼动人心。
浙江平湖、新昌，无锡、上海、南京……从熟悉这段历史的专家到各地党史办、档案馆工作人员，我听到最多的是：“太年轻了”“他对信仰的忠诚，现代人无法想象”。
上海纺织博物馆原馆长蒋昌宁，用“像流星一样闪耀”来形容张佐臣短暂的一生。1924年，青年张佐臣去共产党员蔡之华创办的沪东进德会听课，因为识字，被《共产党宣言》打动，成为工人运动积极分子。
6月7日上午，我站在位于苏州河畔的上海纺织博物馆，仿佛还能听见张佐臣富有激情的演讲。《上海纺织英烈传》记载，张佐臣是天生的演说家，加上工人出身，非常了解工人的需要，演讲极富渲染力。仅1925年，在他的发动下，浦东地区的党员由五卅之前的4名增加到120名。他最著名的一次演讲是这一年的5月24日，万余群众聚集在潭子湾的广场上，召开顾正红追悼大会，张佐臣任副指挥。当时的舆论认为，这样的无产阶级集会，在上海是空前的。
6月7日中午，记者来到潭子湾，今日远景路801号。在中远实验学校的一侧，静静地矗立着一块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书“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旧址”。背后的一面浮雕墙，雕刻了当年工人运动的场景。
我们一行去时，正值午休时间，一群小学生看到摄像机，迅速围过来。浮雕墙上的人，对他们是英雄般的存在，每到清明节或一些重大节日，孩子们都会自发地献上鲜花，表达哀思。
如果历史容许想象，这中间理应有张佐臣的子孙。1926年秋，与前往苏联的妻子周月林在上海作别时，他们的女儿伊斯克拉(中文名忆霞)，在母亲腹中已有六个月。为了发展党的事业，张佐臣前往无锡。我们在《江苏英烈传》里看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张佐臣被反动当局视为“洪水猛兽”，每天都行走在刀尖上，无锡的国民党登报赏洋200元对他进行通缉，最敬重的战友被捕后遭杀害，但这一切都没有动摇他的信念。
英雄也有柔情。在狱中张佐臣嘱托难友带话给妻子：“不要难过，再嫁一个好人。”从浙江新昌县党史办和档案局提供的史料看，周月林后来确实嫁了一个好人——待他的女儿如同己出，同样为革命事业牺牲。
在两边长满水稻的湖南乡间小路上，感悟萧石月投奔革命的源动力
6月12日，长江日报记者汪文汉(左)在萧石月故居前与当地工作人员合影 记者任勇 摄
搜索网络，萧石月的资料少之又少。最初接到报道任务，我心里直打鼓，怕完不成采访任务。所幸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我既感欣慰，又深受教育。
6月11日，我们从武汉赶到长沙，又从长沙直奔常宁。这里是衡阳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抵达时已是黄昏，顾不上喝水，我们就去常宁公园村，寻找萧一湘。他在当地报纸刊载过萧石月的文章。七弯八拐，找到网上透露的地址，但是很遗憾，萧一湘8年前就已去世。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常宁市委宣传部求助，副部长吕小宝委托科员郭华全力配合。后者带领我们来到常宁史志办。工作人员张泽湘递给记者一本《常宁英烈》，第一位就是萧石月，但内容不是很全面。
上午10时，我们赶赴萧石月故居——常宁市兰江乡兰江村前光组。一路都是乡间小道，两边全是稻田。盛夏的绿意让人追念90年前的烈士身影，越发想探究是什么动力驱使他走上了革命的远方。
故居保护得非常好，面阔三间，从大门进去是两个院井，有前门有后门，两边厢房都有侧门。外墙为青砖，内墙多为土砖，屋顶是小青瓦面，房屋两边是悬山山顶，两端有樨头，门槛门墩为红砂石，正门石制雕花格窗，墙檐下灰龛中饰有兰彩卷草花纹。
我们继续展开探访。在探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位老人，远远站在故居旁的稻田里观望，裤子挽到了膝盖处。我们上前去打招呼，了解到这位老人叫萧真应，今年69岁，正是萧石月二哥的孙子。
这是当时我们找到的烈士最亲近的后人。萧真应说，他没事的时候就过来把祖屋整理打扫一下。从他口里我们知道，衡阳市政府公布房子为“萧石月故居”，加以保护。临告别时，老人依依不舍。
村里最年长的干部萧敬喜，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让我们去寻访常宁市老干部汪周荣，“他最知道萧石月的革命事迹”。我们一打听，这位汪周荣老人已经81岁，退休后住在常宁市区。他是这个村长大的人，妻子是萧石月夫人阳琴英的亲侄女。
中午饭后，我们径直去找汪老人家。他记忆力非常好，知道的的确多，把萧石月过去的事情讲得清清楚楚。“他这个人，从小爱打抱不平，乐于帮助穷人”“他这个人，为了革命事业豁得出去，不怕死”“他这个人，不向既得利益和反动权势低头”。
在老人娓娓道来的话语中，我们悟到了萧石月投奔革命的源动力。
阮啸仙精神品格，在一个岭南家庭传到第四代人
6月7日，广州，中共五大候补委员阮啸仙之孙与本报记者合影留念。记者 李葳 摄
赴广州之前，我们在电话中与阮啸仙烈士之孙阮钦彤先期取得了联系。电话那头，阮钦彤一口带着浓郁广州味儿的普通话，言谈和气，平易近人。担心记者摸不着门，他特意将自家的详细地址通过短信发到记者的手机上。
6月初，记者抵达广州后发现，阮家住在一栋近40年房龄的老旧房屋的“负一层”。36℃的高温，加上突如其来的雷阵雨，他们家就如同处在地下室，潮热难耐。
面对面采访过程中，阮钦彤老人提到，他父亲阮乃纲是阮啸仙烈士的独子，但从不以烈士后人自居。在这间简陋的房子里，阮乃纲安享晚年，没有一句怨言。
其实，阮乃纲不是没有机会向政府提要求。身为烈士后人，逢年过节，总有省市各级领导到家里来慰问。面对“有没有什么困难”这样的询问，阮乃纲总是摇摇头：“没有困难，都挺好的!”
阮乃纲对子女们也是这样。“兄弟姐妹几个都是普通工人，爸爸从没想用自己的烈属身份为我们谋福利。”
从阮啸仙到阮乃纲，传承的载体是两封家书。1933年，十几岁的阮乃纲给父亲阮啸仙写了两封信，都收到了回信。信中，阮啸仙告诫儿子要勤俭、多读书。阮啸仙牺牲后，阮乃纲瞒着母亲和家人，将父亲写给自己的两封信珍藏着，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把这珍贵的文物捐献给博物馆。
从阮乃纲到阮钦彤，传承的载体是3个笔记本。2010年，阮乃纲去世后，阮钦彤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了3个笔记本。家人这才知道，平时话不多的阮乃纲，内心的情感有多么浓烈。
笔记本中，孙子阮士君考上大学、自己观看北京奥运开幕式，阮乃纲都写了诗词表达喜悦，然而，这些情感在家人面前却从没有表露。尤其是几首类似遗嘱的诗，都在嘱咐后人要勤勉踏实、清正做人。其中，一首《无题》最让阮家人感慨——
西去坦然疏牵挂，弥留戍语嘱儿孙。
勤劳自应遵前训，廉洁无忘守德行!
如今，阮钦彤已经将这3个笔记本交到下一代、他儿子阮士君手中。
阮啸仙烈士是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人民审计制度的创建者和奠基人。在阮家，对烈士的传承，也体现在职业选择上。2009年，曾孙阮士君顺利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中央审计署驻广州办事处工作。
“在审计工作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和平年代，忠诚是每个人立足自己的岗位敢作有为，干净就是能够踏实、不投机。”年轻一辈的阮士君，这样阐述自己对于忠诚和干净的理解。
责编：宋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