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网讯（记者蒋太旭）当报社把采访王荷波后人的任务分配给我时，我格外兴奋，觉得这似乎是最好的安排。
武昌都府堤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前面，有一处闹中取静的小公园——武昌廉政文化公园。公园里有一组人物群雕，是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全身雕像，站在中间，个子高挑，着长衫蓄胡须的就是首任主席王荷波。
我住的地方离这个公园步行约十分钟的路程，闲来去公园散步时，远远就能望见这组雕塑。
雕像基座上刻录着每个人物的名字和生卒年份。我发现这10人中，有8人牺牲，牺牲时大多三四十岁，正值英年。
我曾从事文化报道多年，但8位烈士中，多数人的名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这是一个怎样的革命烈士群体，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面对敌人的屠刀，他们可以选择活下来，为什么抛家舍子、慷慨赴死?多年以来，每每看到这组雕塑，这样的疑问一直萦绕心头。
今年5月，话剧《王荷波》在汉公演，举办方从福州邀请王荷波侄子王更生先生来汉观演，我被安排采访王先生。由于采访时间只有开演前的不到二十分钟，当日采访并不深入，所得素材有限。
没想到，不久后，长江日报策划推出寻访八烈士后人的大型报道，并再次安排我采访王荷波后人。因为有了上次的采访经历，我很快掌握线索，并联系上了居住在北京的赵迪先生。
70岁的赵迪先生是王荷波的长外孙。采访是在他家附近一家酒店大堂咖啡厅进行的。当时接受采访的还有王荷波五弟王凯的小女儿王皓光女士。她和赵迪年纪相仿，却是长辈。
王荷波牺牲时，赵迪的母亲也才三四岁，他没有能从母亲那得到关于王荷波的更多记忆。整整一个上午的采访，赵迪一再强调：他对外祖父的认识和了解，是伴随着自己的成长一点点清晰起来的。
“请求党组织对我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教育他们千万别走和我相反的道路。”这是王荷波就义前留下的唯一遗嘱。“姥爷生前为什么要留下这样的遗嘱?”从小时候一直把姥爷和周恩来干革命的故事，作为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到长大后逐渐明白，姥爷为什么要以必死的决心去从事他认为正确的事情。赵迪说，他终于找到了答案：那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信仰，并愿意为信仰牺牲一切。
王荷波等烈士的墓碑连基座约有10米高，在整个八宝山革命公墓墓园内，显得格外高大。赵迪带我们进入墓园，他伫立在高大墓碑前，久久仰望墓碑。从赵迪仰望墓碑的眼神和身影中，我也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6月5日，王荷波长外孙赵迪和其五弟王凯之女王皓光在北京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两位老人带记者来到八宝山探访王荷波等烈士之墓。图为赵迪在王荷波墓碑前沉思
6月9日清晨，我和摄影记者胡冬冬一起前往珠海，踏上寻访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杨匏安革命足迹之旅。那座城市不仅是杨匏安烈士的故乡，如今，他唯一在世的儿子——88岁的杨文伟老人，和85岁的老伴郑梅馨也在那里过着平静的晚年时光。
在我不算太短的工作生涯里，对革命烈士后人的采访有过很多次。然而，这却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一位革命者的成长土壤，去试图理解信仰和忠诚是如何影响着他和一个大家庭的命运。
在采访资料准备阶段，我们得到了我市文史专家赵晓琳的大力协助，她与杨文伟老人一家是旧识。接到我们的预约采访电话，杨文伟老人的大儿子杨峻先生不仅告知了详细的家庭地址，还表示愿意陪同我们去几个对了解爷爷杨匏安有重要意义的地方。
后面的采访过程幸运得出乎意料——在我们入住的酒店周边几百米，分布着杨氏大宗祠、杨匏安陈列馆、杨家老宅;再远一点，还有一所以杨匏安命名的纪念小学。
冒着南方的酷暑，八旬高龄的杨文伟、郑梅馨夫妇从家里赶来，坚持要带我们四处走走看看。那些早已载入史册的人物与事情，从当事人嘴里说出来，每每令人落泪。
“我祖母出生于大户人家，她一辈子生了9个孩子，除了我父亲杨匏安，别的子女全都早夭。她重视教育，培养我父亲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才子，可是他也在35岁就牺牲了。”在杨家人心里，杨匏安的母亲陈智是一位更加伟大的女性，“父亲在上海去世后，祖母忍受着巨大悲痛，带领着一大家子近十口人活了下来，而且继续支持革命”。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杨匏安面对亲自出马劝降的蒋介石，一身硬气地直接摔掉电话。而对老母亲和7个孩子，他充满了温情。杨文伟老人至今还清晰记得父亲从狱中传出的小纸条上的叮嘱，“玄儿不可顽皮”“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
杨匏安牺牲后，他的子女们都走上了革命道路。1986年，杨匏安在珠海香炉湾的雕像揭幕，杨家四个兄弟在分离了50多年后才首度见面。“我们一大家子很多人都因为革命，连尸骨在哪里都不知道。后来二哥、四哥在外地去世，骨灰送回了珠海，就埋在父亲雕像背后的树下，永远陪伴着父亲。”当杨文伟老人云淡风轻说出这么沉重的人生离合时，我们一时只能沉默以对。
在离开珠海前，我问郑梅馨奶奶，您觉得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多伟大的事情?这位85岁的老人回答我：“可能真的是有一种基因吧，信仰，也是一种基因。”
6月10日，在广东珠海，杨匏安之子杨文伟(右)接受长江日报记者欧阳春艳采访
记者胡冬冬 摄
6月7日，长江日报记者宋磊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内采访杨培生孙女杨敏华(右)
记者胡九思 摄
蔡以忱之孙四处搜集祖父资料
只要提到蔡以忱都用笔做记号
记者黄征
杨培生唱《国际歌》后说的那句话
让我明白烈士入党初心
记者宋磊
蔡以忱是谁?这个32岁就牺牲了的年轻共产党员，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在接到寻访8位烈士后人任务之前，我对这个名字十分陌生。直到前不久前往他的家乡——黄陂区蔡家榨街白家嘴村，听他的孙子蔡亚生讲述先辈的故事，这个形象才逐渐生动丰满起来。
蔡以忱有两个儿子，57岁的蔡亚生是次子蔡光海的孩子。在偏僻的白家嘴村，蔡以忱住的老屋已经坍塌，仅剩下只有门窗的一堵墙。蔡亚生说，祖父和他的5个兄弟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祖父读小学时就离开了家，到邻村蔡官田村住读，“祖父特别会读书，他在武昌的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5年得了10个第一”。
实际上，蔡亚生小时候对祖父的印象是很模糊的，他说：“祖母和父母很少讲祖父的事情，只说他投身革命后很少回家，我父亲不到周岁就被他送回乡下，寄养在亲戚家。我从小听村里的老人讲祖父的革命传奇故事，起初只是觉得好奇，心里也很敬佩。”
有关蔡以忱的历史资料很少，蔡亚生成年后，四处搜集和祖父有关的资料。他给我看了一本精心整理的资料册，里面有《毛泽东的足迹》《董必武传记》《任弼时传记》等书的复印件，只要提到蔡以忱的部分，都用笔做了记号。
蔡亚生告诉我，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他对祖父的印象从原来的碎片化渐渐变得丰满了，“祖父远离故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好”。
“让人民生活得更好”，在战争年代，这是蔡以忱心中的理想。更让我感动的是，他不仅严于律己，还严格要求家人。蔡亚生要求长子蔡惠安，“为人要正直，要为百姓着想，不要找组织的麻烦”。蔡家人谨记蔡以忱的嘱托，哪怕生活再困难，也没有一个人向组织提出特殊要求。
蔡亚生给我看了一张《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的照片(原件由蔡惠安保留)，这是1957年7月8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印制的，上面有毛泽东签名和中央人民政府印章。
新中国成立后，蔡以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几十年来，这张纪念证只是默默地安放在蔡家，蔡以忱的后人们都靠着自身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辛勤工作。蔡亚生告诉我，他的父亲当了一辈子老师，一直没有透露自己是烈士后代的身份，后来学校得知他是蔡以忱的儿子，要给他一些照顾，他不要，说要留给更需要的人。
“祖父是这么伟大的人物，又是这么廉洁，我们后辈绝不能给他丢脸。”蔡亚生的这些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回旋，我想，这就是传承。
是什么让一名共产党员在面对死亡威胁时，仍对党无比忠诚、决不退缩?踏上寻访杨培生的采访路，那些停留在纸面的感触渐渐清晰、戳中心怀。
杨培生1925年入党，1927年牺牲，身为党员的短短两年，他谱写了光彩熠熠的人生华章。一路上，在翻阅杨培生史料时，我发现有个关键词与他密切相关——《国际歌》，这首歌在他作为党员生命历程的两次唱响，令人久久回味。
1925年，杨培生迎来上海区委派到浦东工作的张佐臣，面对比自己年轻近20岁的年轻党员，杨培生心怀敬仰，与他成为忘年交。张佐臣经常和杨培生谈心，向他宣传党的主张。一天，张佐臣在开会时教大家唱《国际歌》，顿时打动了杨培生，令他情绪激动、浑身是劲，很快学会这首歌，并对党产生憧憬，找到张佐臣要求入党。不久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1日，在敌人抓捕关押两天后，杨培生和张佐臣肩并肩走向刑场，临刑时，他俩再次高唱《国际歌》。
6月6日，我踏进位于上海西郊的川沙烈士陵园内，试图在展馆内找到关于杨培生的遗物，但该陵园宣教科负责人张兰英告诉我，他们一直在努力，但这方面仍是空白。见我有点失望，她指着展馆内的展板上的几行字告诉我，这些文字的分量不亚于实物——“我看党为平民谋事就是好，即使砍我脑袋，我也要参加共产党。”张兰英说，这句话便是杨培生学唱《国际歌》后，对张佐臣说的，一直感动着陵园内的工作人员。
“为平民谋事就是好”，极为朴实的语言，却切中我党的宗旨，也表明一位共产党员入党的初心。此时，老照片中那个显得憨厚、淳朴的杨培生仿佛就在我面前，此刻，我明白了他为革命卖掉田产、倾尽家财，不惜借债帮助困难工友等举动背后的原因。
次日，我来到位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内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曾经关押杨培生的牢房阴暗逼仄，通往刑场的道路狭窄幽深。当时我想，支撑杨培生、张佐臣平静面对死亡的一定是对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还有《国际歌》里展现的光明世界。
寻访杨培生，令我深感信仰的力量如此强大，党走过光辉的96年，党的事业持久坚实，来自于薪火相传的信仰传承，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用坚定的信仰、不变的情怀，让党的事业不断发扬光大。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回程火车上，我用手机播放《国际歌》，雄壮的歌声响彻脑海，荡气回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