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为百姓着想，不要找组织的麻烦。——蔡以忱

作者：长江日报记者黄征通讯员王谦裴高才颜学甫

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街白家嘴自然村，是黄陂东部的一个偏僻村落，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蔡以忱就出生在这里。6月9日，蔡以忱的孙子蔡亚生和长江日报记者一起，驱车来到他的祖辈生活过的地方。

白家嘴村的部分房屋，如今还保留着旧时土墙黑瓦的模样，走过一条狭窄的小巷，蔡亚生指着一间只剩下一面墙的旧民居说：“我的祖父蔡以忱就是在这间屋子出生的，他读小学就离开了这里。”

1925年12月下旬，蔡以忱(二排左一)与董必武(二排左三)等的合影。据《人民政协报》

投身革命后仅回家两次

蔡以忱又名一尘，学名滨，1896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蔡宏熩做帮工，母亲王氏一生务农。兄弟6人中，他排行老三。

蔡氏家族以清廉著称，蔡氏第八代孙蔡完是明代监察御史，嘉靖帝朱厚熜曾钦赐匾额“清官第一”。读书传家的蔡宏熩夫妇，在勤俭持家的同时，十分注意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蔡以忱从小就有了报效国家的远大理想。

蔡亚生说：“祖父的大哥蔡极忱参加过辛亥革命，这对祖父走上革命道路影响很大。”

1920年8月，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筹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举办读书会、编辑进步书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引导下，蔡以忱参与编辑中共武汉地方党组织机关刊物《武汉星期评论》。1923年至1924年间，经董必武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其间，受党组织委派，回家乡帮助建立了黄陂第一个中共党支部。

蔡亚生儿时在家乡听老人讲蔡以忱的传奇，心中充满了敬仰之情，“祖父膝下有两个孩子，他和祖母吴金梅带着长子蔡惠安（我的大伯）在武昌住了几年，但祖父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经常东奔西走，没有时间照顾他们。我父亲蔡光海是他的次子，刚满周岁就不得不寄养在乡下堂叔父家”。小光海几岁的时候，蔡以忱曾回家探望，但不久就匆匆告辞。

八七会议后，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被派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与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罗章龙商量物色几个懂军事的同志到湖南做组织发动工作，罗就推荐了蔡以忱。蔡欣然接受了这一重任，到湖南后任中共安源市委书记，积极筹备秋收起义。他组织的安源工人队伍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他任党代表。秋收起义时，蔡以忱与团长率领的第二团参加了起义。

“祖父32岁就牺牲了，他投身革命后仅回家两次。”蔡亚生说。

蔡以忱留给后代的铜剑。记者胡九思摄

　　生活再困难也不向组织找麻烦

蔡亚生说：“祖父在武汉从事革命工作时，祖母曾带着我的大伯蔡惠安为他送信、做掩护，后来因工作需要，祖母带着大伯回到黄陂。”

蔡以忱曾在地方党组织担任重要职务，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他也是国共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创始人与执行委员等。

“我听母亲讲，当年村里一些乡邻对祖母说，以忱当了这么大的官，你怎么不找他要一些东西？但祖父在祖母回乡前跟她讲，‘你带着孩子，哪怕生活再困难，也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不能找他们的麻烦’。”

根据组织要求，蔡以忱没有向家人透露共产党员的秘密身份。蔡亚生说的“他们”，是指吴金梅认识的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她只知道这些人是丈夫的同事，新中国成立后，她才知道他们和丈夫都是共产党员。

“祖母当年也确实很困难，母亲曾告诉我，祖母是想去找董必武，但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去。祖父牺牲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她和孩子的生活全靠亲戚们接济、照顾”，蔡亚生说。

新中国成立后，蔡以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因当时国家干部的薪金是按级别定量供应粮食，故对烈属的优抚，也是以供应粮食的方式抚恤。由蔡惠安保存的烈属证上记载，自1950年12月16日起，当地人民政府每年给吴金梅及子女发放1200斤粮食。

吴金梅回乡后始终没有离开故土，一直在家种地，直到1970年去世。

蔡以忱的后人在向记者讲述先烈故事。记者胡九思摄

　　严于律己绝不给祖父丢脸

受父辈的影响，蔡以忱的后代也都严于律己，为人正直。

蔡以忱曾对长子蔡惠安说，为人要正直，要为百姓着想，不要找组织的麻烦。蔡亚生说：“我父亲蔡光海虽然很少见到祖父，但这些话对他的影响也很大。父亲一辈子为人本分正派，从来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

上世纪60年代末，蔡光海到武昌遵义中学（现三角路中学）教书时，从来没有向领导和同事透露自己是烈士的后代。董必武任国家副主席时，曾派秘书到武汉看望蔡以忱的二哥蔡襄忱，蔡光海正好在他家，秘书得知他是蔡以忱的次子，非常高兴，问他有什么困难？蔡光海回答：“没什么困难。”

“实际上那时很困难”，蔡亚生说，“当年父亲在城里教书，母亲带着孩子在乡下种地，工分很低，家里年年缺粮。但父亲从来不愿意找政府的麻烦，还让我们尽量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他说，‘国家这么大，有困难的人太多了，如果我们老是伸手向组织要这要那，会愧对祖先’。”

在父母的教育下，蔡亚生和兄弟姐妹也都自食其力。1978年，蔡亚生考入黄陂师范学校，毕业后在蔡榨中学教书8年，1986年入党，后被抽调到区人大常委会。他工作勤奋努力，曾荣获武汉市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多次被评为区优秀共产党员。

蔡亚生的领导和同事一直不知道他是革命烈士后代，直到2013年，武汉市纪委的同志为办展览找蔡亚生了解情况，大家才知道他是蔡以忱的孙子。

“祖父为革命抛家不顾，又是这么廉洁，我们后辈绝不能给他丢脸。”蔡亚生说。

　　探访：

　　后代将“传家宝”无偿捐献

蔡亚生对长江日报记者说，爷爷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只有数件遗物是通过奶奶作为“传家宝”传下来的，其中几件他和大伯又捐给了博物馆。

蔡以忱在写给妻子吴金梅的信中说：“他日子女成人，我曾经用过的铜剑、砚台以及我的衣物，你可以选择一些给他们留作纪念。”

蔡以忱牺牲后，吴金梅痛不欲生，终日以泪洗面。整理丈夫的遗物时，她特地将他用过的一方砚台、曾随身携带的一柄铜剑，以及参加国民党“二大”所用的皮箱等妥为保存。

“奶奶常说这是爷爷用过的东西”，蔡亚生说，“她教育我们要认真读书、诚实做人。”

1970年，吴金梅在弥留之际，将砚台和小皮箱交给长子蔡惠安，铜剑交给次子蔡光海，希望他们当作“传家宝”世代相传。后因有关部门征集烈士遗物，他们又把这几件“传家宝”无偿捐出。

1977年，蔡惠安和儿子蔡小兵向有关部门捐赠蔡以忱用过的皮箱、砚台、纪念册、纪念章多件。蔡惠安写给武汉文物管理处的信中说：“小皮箱是我父亲随身携带，于1925年底在广州开会后，直接带回家过春节。内存衣物、证章等。春节后父亲离家未带走，由母亲保存。砚台是我父亲在乡间读书时所用，由家母保管。由于侄儿春安生活困难，曾借给他小孩上学用。”

1984年7月1日，蔡亚生向当时的黄陂县人民政府捐出了爷爷的铜剑和一枚教育徽章。

目前，蔡以忱用过的铜剑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展出，砚台、皮箱也即将展出。

据了解，黄陂区正在筹建蔡以忱烈士陈列室，地点位于蔡以忱儿时读书的蔡家榨街蔡官田村（其出生地白家嘴村的邻村）。建成后的陈列室将充分展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和爱国情怀，并成为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阵地。

蔡以忱（1896—1928）：湖北黄陂人。1923年，经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开展秘密工作。历任中共武汉地委执行委员，中共湖北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北区委（即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奉调湖南工作，历任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湖南省委秘书长，湘西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等职。曾参加秋收起义。1928年7月中旬，因叛徒出卖，在湖南常德澧县被捕，英勇就义。

（本组稿件得到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