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苦再危险，我们也要革命到底。——杨匏安
作者：长江日报特派记者欧阳春艳
作为我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杨匏安与李大钊并称“南杨北李”。1927年，中共五大在汉召开，杨匏安当选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1931年，年仅35岁的杨匏安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他就义后的许多年间，周恩来经常带着深情讲述他的动人事迹，并用他“为官清廉，一丝不苟，堪称楷模”的品德来教育大家。
6月9日，长江日报记者前往珠海专访了杨匏安的儿子杨文伟。
300多大洋薪金大部分交给党作活动经费
杨匏安1896年出生于珠海南屏北山村一个破落的茶商家庭，他的成长，适逢中国社会经历剧变。杨匏安对社会激变过程中的种种黑暗非常厌恶失望，不断思索国家和人民的出路。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后，他认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翻译写成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学说》，成为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今年88岁的杨文伟是杨匏安最小的孩子，父亲去世时他才2岁。谈及父亲的才华与胆识，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我祖母是个大家闺秀，知书达理，还可以双手写书法。她一辈子生过9个孩子，最后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活了下来，所以她很重视对这唯一一个孩子的教育，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了。”
1921年春，杨匏安由谭平山介绍加入了广东的共产党发起组，1923年，他又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此后三年间在国民党中央当过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代部长。他身为国民党“高官”，却没有借机敛财，而是以此身份大力发展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和工农运动。
“他那时一个月的薪金有300多大洋，足以买田、买地。但他把绝大部分钱都交给党作活动经费，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因此，我们家里也就不可避免地清贫、困难了，家人都必须去做工贴补家用”，杨文伟回忆。
省港罢工时，杨匏安还当过广东政府财政部的代表，管理大量钱财。当时常有人上门送礼，他从不许家人接受。一次省港罢工委员会发放捐款后，留在杨家的袋子里剩下一枚硬币，只值一两毛钱，孩子们捡到后拿着玩。杨匏安发现后马上严肃地对他们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接着，他又让孩子们马上把这枚硬币送回罢工委员会。
受到不公正处分，仍表示“公忠不可忘”
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不一帆风顺，国民党内右派势力一直在争夺权力，排挤、打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26年，杨匏安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职务，但依然继续坚持斗争，勇敢地抗击国民党右派。1927年春，他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1月，杨匏安受到不公正处分，被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之职，生活困窘，他仍表示“公忠不可忘”。
离开武汉后，杨匏安一直以普通党员身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全家有十多口人，自己又患肺病，所领的有限生活费难以维持日用，七个儿女有两个因病缺医而早夭。
“父亲白天在党报秘密机关当编辑，晚上写作译书赚稿费补贴家用。那时出版革命书籍发行困难，稿费很低，他还要经常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祖母和哥哥姐姐们清晨上街叫卖”，杨文伟透露，“家里那时的很多生活费用，其实是靠祖母和我母亲一分一分挣来的。”
在上海期间，杨匏安一家的生活不仅艰难而且充满危险。他的母亲担任机关掩护，失学的孩子们则担任起发送进步传单书报的工作。家里每个人口袋里只装两毛钱，杨匏安还规定这笔钱平时不得动用，在机关暴露或与组织失去联系时才可用于买食物。
1930年杨匏安被捕后，周恩来冒险到家中探望，杨母很受感动，却坚决不许儿子的这位友人再来。后来，杨匏安因未暴露真实身份而获释回到家中时，有人说起：“我们做这些事，又穷又危险，小孩子没有书读，上街也提心吊胆的。”他却坚定地回答：“再苦再危险，我们也要革命到底。”他的母亲马上说全家都支持你。这一幕，成为杨匏安几位子女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笔。
摔掉蒋介石劝降电话，狱中写下绝笔诗
1931年7月，杨匏安再次在上海被捕。在狱中，杨匏安面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引诱，宁死不屈。蒋介石甚至亲自出马劝降，杨匏安不为所动，把电话都摔了。
在狱中杨匏安也惦念家中生活，设法传出纸条叮嘱“玄儿不可顽皮”，“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因为这个缝纫机是家中唯一的谋生工具。杨匏安还告诫家人，千万不能接受国民党要人送的钱物，如不能生活下去就立即南返。
“实际上广东老家已经没有任何财产了，但父亲在遗书中只字不提让家人去找党组织，因为他怕给组织增添负担”，杨文伟老人说起那段历史非常沉痛，“当时母亲病重，无奈之中甚至想把我给卖掉，后来因为我的哭闹和祖母的坚持，此事才作罢。”
虽然已是88岁高龄，杨文伟老人仍能背诵父亲就义前在囚车中口诵的那首诗——《示难友》。这首诗引据南北朝时褚渊出卖袁灿之事，告诫人们明辨忠奸：“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家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杨匏安牺牲后，他的家人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长子杨玄由周恩来送去参加革命工作；二儿子杨明1938年在武汉找到周恩来，随后去了延安；三儿子杨志也被党组织送去延安参加革命；最小的儿子杨文伟则被祖母、姐姐杨绛辉等带到香港，继续为党收集、传递情报。
“1945年，广东党组织找到了我，把我送到东江纵队。因为有在香港从事无线电台工作的经历，组织就分配我在部队做电台机要工作”，杨文伟告诉记者，“因为长年从事电台工作，我听力不太好了。”
后来，杨文伟在福建与战友郑梅馨结婚。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夫妻两人都把清白做人、认真做事、坚持读书作为家里最重要的教育信条。“恢复高考第一年，我们家就有两个孩子同时考上大学，这在当时很轰动”，今年85岁的郑梅馨回忆。
离休后，杨文伟带着家人回到珠海定居。“我们一大家子人，总算有个人回到了家乡，父亲应该会很高兴”，6月9日，在珠海南屏北山村那座古老的杨氏宗祠里，杨文伟拄着拐杖，抬头望着墙壁的族训“忠孝廉节”，喃喃自语。
探访：
家乡纪念小学每年评选“杨匏安之星”
“在珠海，我父亲的雕像大概有七八座，但香炉湾畔的这一尊铜像是最传神的，”6月10日清晨，冒着霏霏细雨，杨文伟、郑梅馨夫妇带领记者前往海边，瞻仰伫立在这里的杨匏安烈士雕像。
记者看到，这座建于1986年的雕像高约四五米，人物造型细腻，杨匏安手执烟斗，凝神沉思，狂风卷起他的长衫、围巾，显示出一派坚守傲骨、为真理献身的英雄气概。
“负责创作这座雕像的是著名雕塑家潘鹤，著名的珠海渔女雕像就是他的作品。潘鹤是我父亲的表弟，想必他在创作这尊雕像的时候，一定是倾注了跟别人不一样的情感。”杨文伟老人感叹。
“1986年，我们家四个兄弟在分离了50多年后，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里。后来二哥、四哥在外地去世，骨灰都送回了珠海，就埋在这里的树下，永远陪伴着父亲”，杨文伟老人给我们指点着雕像右后方的两棵柏树。没有墓碑，甚至没有任何标识，杨匏安的两个儿子就静静长眠于此。
沉默片刻，杨文伟老人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家庭确实不太一样，很多人埋在哪里都已经不知道了。父亲是被枪杀的，母亲去世时只有年纪尚小的姐姐在身边陪伴，祖母在香港去世，哪里还能找到他们的归处。”
烈士精神至今在珠海广为传承。2003年，杨匏安老家珠海南屏北山村的北山小学，正式更名为杨匏安纪念学校。6月9日，长江日报记者走进这所学校时，只见一座杨匏安半身雕像竖立在美丽的校园中央。该校教导主任黄晓华告诉我们：“学校不仅有关于杨匏安的红色课程，教育孩子们学习他坚韧不拔、公而忘私的精神，每年还会评选‘杨匏安之星’，标准就是以德优先。”
在杨匏安纪念学校不远处，还有一座建于2011年的杨匏安陈列馆。这座百余平方米的仿古建筑里，近百块展板和十余件文物复制件，讲述着杨匏安的故事。这座馆的创建者是从外地来的企业家薛军，我们前去采访当天，他正与公司员工在这里上红色党课。“杨匏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他也是北山村最重要的红色资源，所以我们一来到这里，就决定要为他建造一座陈列馆，成为人们学习红色精神的场所”，薛军说。
作为杨匏安唯一仍然在世的子女，88岁的杨文伟和妻子郑梅馨一起，正在继续发掘更多史料，希望让父亲的精神能够走得更远。珠海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执行副会长陈铮眼下正与他们合作，筹划排演一部以杨匏安为主题的话剧，他说：“查阅史料的时候，我好多次都感动得想流泪，杨匏安应该被更多人知道。”
杨匏安（1896-1931）：广东珠海人。早年赴日本求学，建党前就在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党员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受党委派主要在国民党中任职，曾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过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代部长。1927年春，他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任副主席，同年8月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身份出席八七会议。在汉期间，杨匏安做了大量统战工作。1928年赴上海工作。1931年7月被捕后，多次拒绝了国民党元老们高官厚禄的利诱和蒋介石的亲自劝降，8月被秘密杀害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