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荷波。记者胡冬冬翻拍

请求党组织对我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教育他们千万别走和我相反的道路。——王荷波

作者：长江日报特派记者蒋太旭

6月5日，午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鸟声如洗。

70岁的赵迪伫立在外祖父墓碑前，抬头仰望高大墓碑上镌刻的“王荷波等烈士之墓”几个大字，仿佛仰望外祖父高大的身影。

这身影穿越90年的历史烟云，在他的眼前愈来愈清晰。他缓缓侧过身，对赴京采访他的长江日报记者说：“姥爷就义前，在狱中给家人留下的唯一嘱托，就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教育他们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现在，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了，他的后人一直在沿着他的足迹前行。”

周恩来指示寻找王荷波遗骸

1927年5月，王荷波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随后召开的汉口“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北方局书记。同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北京被捕。一个月后，45岁的他被敌人秘密杀害于北京安定门外，抛尸荒野。北京刚解放不久，他的遗骸被找到。1949年12月，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祭，其遗骨被移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合影。记者胡冬冬翻拍

王荷波生前育有一子二女。儿子王夏宁死于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年仅18岁。抗战初期，两个女儿被周恩来派人接到延安，在延安学习成长，并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两个女儿分别定居南京和北京，现均已离世。

赵迪是王荷波小女儿王修竹的长子，退休前系企业职工。王荷波牺牲时，王修竹还是个三四岁的孩子，关于王荷波的事迹是她到延安后，听王荷波当年的同事、战友所说，其中也包括周恩来。

“听母亲说，连周恩来总理都尊称姥爷为‘大哥’”，赵迪指着一张家藏的王荷波照片说，这张照片曾一直挂在家中。照片中的王荷波蓄着胡须，脸庞略显清瘦，双目炯炯有神。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王荷波和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周恩来任军事总指挥，王荷波作为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之一，也参与了这次起义的组织和领导。

“姥爷比周恩来大十几岁，又长着大胡子，这或许是周恩来尊称姥爷为‘大哥’的原因，但我认为，这‘大哥’的称呼更多的是蕴含着总理对姥爷人品的敬重”，赵迪说，姥爷牺牲后，周总理无比悲痛，北京刚解放不久，他在指示修建八宝山革命公墓时，就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提出要组织力量寻找姥爷的遗骸。

　　他公私分明，被工友们称为“王胡”

外祖父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一直由赵迪保管。这张证书于1983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换发）。上面的信息显示：王荷波出生于1882年4月，籍贯为“福建闽侯”。

在赵迪心目中，姥爷就是一个传奇。

位于南京市浦口区的浦镇车辆厂前身叫浦镇机厂，这里是王荷波革命生涯的起始之地。在这里，他赢得了广大工友的信任和尊重，成为工运领袖。从出生地到就义地，从南到北，赵迪曾不止一次踏访过姥爷的革命足迹。

王荷波童年仅读过两年私塾，为了谋生，曾当过水手，在旅顺枪炮局做过机匠。1916年，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王荷波来到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当了一名钳工。直至35岁时，他才在这里娶妻成家。

赵迪说，姥爷慷慨无私，工友们对他十分敬重。为了替工友们争取权益，他多次带领工友与厂方作斗争，并取得一次次胜利，这使得他在工友中的威望越来越高。1921年3月，他秘密筹建浦镇机厂工会，被工友们选为会长。

1922年，王荷波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的革命生涯中，他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

“这时的姥爷已经从自发进行经济斗争的劳工领袖，成长为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自觉政治斗争的工运领袖。这也恰恰说明，工人阶级只有从自发到自觉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赵迪说，在担任工会领导工作中，姥爷遵守章程、严以律己、办事公正、公私分明，而且账目清楚，从不乱花大伙的一文钱，深得群众信赖。

“工人们把满脸胡须的姥爷，亲昵地称呼为‘王胡’，在他40岁生日时，工友们送他一块牌匾，上题‘品重柱石’4个大字”，赵迪深有感触地说，这4个字体现了工人兄弟对姥爷的崇敬和爱戴，共产党人和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谋利益，就会获得群众拥护。

赵迪认为，自身清廉，一尘不染，在群众中具有崇高威望，或是姥爷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原因。

遭遇严刑拷打，也不透露半点党的机密

“我常想，姥爷就义前为什么要给后人留下那句唯一嘱托，其实，答案就在其中”，赵迪说。

小时候，赵迪一直把姥爷和周恩来在一起干革命的故事，作为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觉得姥爷要是能活到革命成功，一定会是级别很高的“大官”。但长大后，他渐渐明白了，姥爷当年之所以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解放牺牲生命，是因为他对党忠诚、对信仰执着。他参加革命的动机决不是为了将来自己能做大官，让子孙享受荣华富贵。

安定门外是王荷波等烈士被敌人秘密杀害之地。赵迪曾数次试图寻找当年刑场遗迹，无奈由于历年城市变迁，未能如愿。

在北洋政府警察厅关于王荷波等被捕情况的原始报告档案中，赵迪看到，王荷波被捕后，在初审时称自己叫汪一喜，江西人，在上海经营西服店。后经叛徒指认，他仅承认了真实姓名和叛徒指认身份，而对党的机密，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打，始终没有透露半个字。

敌人的档案，无声地记录着一位杰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党的忠诚和坚贞不屈、慷慨赴死的豪迈。在赵迪眼中，姥爷不仅是一个传奇，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姥爷留下的最大精神财富是干净忠诚

赵迪的父母生前都是离休干部，父亲曾任电信总局副局长。赵迪说，父母从来不为家人行使特权，从小到大，他们兄妹几个没沾过这个“革命家庭”的半点光。

有两个小事，赵迪至今记忆深刻。一是父亲从不用公家的车办私事，平时上班都是骑自行车。二是直到家用电话基本普及，家里一直没有安装过电话。父亲说，按规定不能装就不能开这个口子。

“母亲1939年参加革命，离休前是邮票厂的普通科员，她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还经常鼓励我们，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赵迪说，所谓家风不是刻意教育出来的，而是父母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一言一行传下来的。

“千万不要走与党和人民相反的道路，这不仅是父母，也是我们这些后人对姥爷临终遗言的理解”，赵迪说，“姥爷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就是四个字——‘干净’‘忠诚’！”

　　探访

　　三个弟弟在他带领下都参加了革命

6月5日北京，王荷波外孙赵迪（左）和其五弟王凯之女王皓光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记者胡冬冬摄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离王荷波烈士墓不远，寄存着王荷波五弟王凯的骨灰，兄弟俩年龄相差19岁。王凯曾长期从事党中央地下机关的秘密交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务院机要交通局局长。

王凯的女儿王皓光告诉记者，王荷波兄弟五人，他是老大。四个弟弟中除一人早逝外，其他三个都在他的带领下参加了革命。

“父亲生前曾一再叮嘱我们，每年清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去为大伯父王荷波扫墓，要继承大伯父的精神，不要违背他的遗愿”，王皓光说，大伯父虽然牺牲得早，但他的言行对父亲的影响很大。大伯父牺牲后，父亲也被国民党逮捕，在监狱中关押了十年。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父亲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

家住福州的王更生是王荷波三弟王介山之子。王介山于1983年逝世，生前曾任福州市西湖公园管理处主任。王更生向记者介绍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大伯父从上海去武汉参加中共五大，父亲也一起赴汉，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

“大伯父的思想对我父亲的影响尤为深刻。”王更生回忆说，他退伍时，本想到父亲单位搞摄影，没想到却被父亲一口拒绝，最后到工厂当了一名工人，直至退休。

“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一分一厘，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王更生记得，上世纪70年代，父亲管理的公园恢复举办菊花展，每张门票9分钱，一些亲朋好友找他索票，父亲自掏腰包购买了100多张票，赠送给他们。此后，每届都是这样。

　　揭秘：

　　从敌人档案中找到就义线索

抛尸荒野20多年后，王荷波的遗骸如何被找到和确认的？王荷波的五弟王凯作为家属代表，曾参加过当年的安葬仪式。日前，在北京，王凯的女儿王皓光向长江日报记者披露了相关细节。

1949年，北京刚解放不久，北京市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下达了《关于寻找王荷波等同志遗骸的通知》，并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王荷波就义已有20多年，工作组一边向收编的伪警了解情况，一边查阅京师警察厅的档案。通过异常艰难的查找，工作人员终于从一则档案中查找到记载王荷波等18位烈士在安定门外箭楼东侧就义的情况。

工作组又找到当地几位老人，掌握了烈士遗骨掩埋的准确地点。老人们虽不知道烈士的名字，但埋葬这些人的事还依稀记得。在这些老人的帮助和指认下，经过三天挖掘，终于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骸。因为王荷波长得十分高大，骨架粗大，遗骨中有一具明显大于其他烈士遗骨，加上找到一只皮鞋，是他生前经常穿的那种，且尺码也相符，因此被家属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