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的汪品先院士搭乘中国科考船下潜南海。 受访者供图。
82岁“深海勇士”汪品先：唯对时间不能慷慨
“南海深部计划”收官，高龄院士三次潜入南海，成果或将让人们重新认识南海
★对话动机
82岁的中科院院士汪品先，是我国自主研制的4500米载人深潜器“深海勇士号”上最年长的“乘客”。
5月11日至23日，我国自主研制“深海勇士号”载人深潜器在南海完成首航。其中的9天里，汪品先3次下潜到1400余米的深海，每次下潜观测采样时间都在8小时以上。
这次科考航次是国内迄今规模最大的南海基础研究项目“南海深部计划”的收官之作，致力于研究南海的形成、演变等基础研究，其成果有望让人们重新认识南海。
“82岁院士三次深潜南海”的新闻受到广泛关注，出乎汪品先意料之外。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件小事，完成了多年前和友人的一个约定。实际下潜中他做的比想象得要好，这让他非常高兴。
“我现在是倒计时的”
汪品先精神矍铄，说话时偶尔托腮思考，激动之处会作手势强调，还会耸肩表达一些无奈。
深潜航次5月11日起航、23日告捷，次日晚汪品先赶回上海，经过两天忙碌行程后，27日来到北京。当晚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密集的行程在他身上似乎看不出痕迹。
“我现在是倒计时的。”汪品先笑着说。他将后面要做的事按重要性排队，最紧要的是先把“南海大计划”科研项目完成。
为了不被打扰，汪品先平时不用手机。他说自己什么都可以慷慨，唯独时间不能慷慨。
82岁仍活跃在科研一线，全球同行中已鲜见同龄人。汪品先在追赶逝去的时间，他的年龄是错位的，该做事情的时候时代原因让他做不成，该退的时候反而有条件做，“丢了好多年”。
他对研究的心情是迫切的。很多年来，深海科研只能依靠国外设备，现在终于有了国产的潜海条件。“说了那么多年深海，趁我现在还走得动，我自己当然要做。”
汪品先结束西沙载人深潜航次回到同济大学后第一时间分享深潜见闻感受。 许婧 摄
“被迫”每晚10点半前回家
汪品先是“南海深部计划”专家组组长和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他每天早上8点半进办公室，晚上11点回家。最近被夫人下了命令，把回家时间提前半个小时。“现在10点半之前必须从办公室回家，不然(夫人)脸色就不对了。”汪品先说着自己“甜蜜”的烦恼。
汪品先的夫人是植物学家孙湘君，两人从同学发展成情侣，后来北京、上海两地分居30年。“争”了很多年，孙湘君2000年最后“投降”，搬到上海。
如今，年过八旬的科研伉俪经常一起去学校办公室，分头工作。在办公室待的时间，比家里还要多。
谈深海下潜
我漫游仙境回来了
新京报：三次下潜都在什么位置？
汪品先：三次下潜深度都是1400米，在西沙的同一个海区，因为我是追同一个问题。
新京报：追什么问题？
汪品先：我要追一个海底生物群。原来以为深海的海底，裸露的岩石上面没有什么生物。结果我们这次下去，头一次就碰到“冷水珊瑚林”，真是像个树林一样。
新京报：您看到的冷水珊瑚林是什么样子？
汪品先：“冷水珊瑚林”是我起的名字。就和陆地上的园林一样，高大的竹珊瑚像树木，低矮的扇形珊瑚和海绵之类像灌木，而贴在海底的海绵、苔藓虫相当于草本植物。这些固着在海底的生物构成深海的“园林”，为游泳和爬行的海洋动物包括章鱼、海星之类提供了栖居地，就像陆地树林里有猴子有鸟一样。
新京报：为什么要去追这个问题？
汪品先：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研究这个生物群在什么地方有分布、有多少。
这次我们另外一个团队在南海的东部也看到了，所以我们很高兴。在1800米深的水域，南海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冷水珊瑚群，这是以前在南海没注意到的，以后还有很多研究的东西。
新京报：到了水下1400米，身体会有什么反应吗？
汪品先：深潜器里气压是保持正常的，氧气和二氧化碳都可以调控，环境跟陆地环境一样，三个人蹲在直径两米的“球”里面，身体没什么感觉。这跟蛙人不一样，不是一个真正的考验。
新京报：真正的考验是什么？
汪品先：我原本计划下去两次，结果发现问题没解决，又给我加了一次。三次下去收获就比较不错。
下去一次是很贵的，所以责任心会很重。我们去了8个科学家，一人平均1.5次，我多占了一点。
去年我查出一些病，到这个年龄都会有。但这次(下潜)我状态很好，有问题要追也很好，结果比我想象要好，回来后更自信了。
新京报：在1400米海底，您看到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
汪品先：这就是我第一次出来时候说的，漫游仙境回来了。
海底冷泉生物是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这很有意思，生物群是浅海的动物搬下去的。这种生态系统，我们之前了解得非常少，但它们是地球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在飞机上就喜欢想，假如我能走出舱，在白云上散步是什么感觉。在海底我也想，假如我能够出舱，哪怕弄个石头敲敲也很来劲。但这是不可能的，太空还有人可以行走，但深海是不可能的。
在水下有很多想象空间，是另外一个世界，简单说就是人类不认识的世界。
新京报：海底的生物是什么样的？
汪品先：海底生物都特别大，有些浅海才西瓜子这么大的虫，在海底就有巴掌这么大。
深海生物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很多很好玩。比如我们看见的海参都是趴着不动的，海底的海参是会游泳的。
谈“南海大计划”
对南海深部的认识应以中国人为主
新京报：这个航次算是“南海深部计划”的收官之作，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汪品先：这应该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一件比较大的事情。2011年“南海深部计划”立项，我当时就说，点一把火炬，它会烧起来的。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说？
汪品先：因为南海对中国太重要了，各个部门都愿意参与进来。“南海大计划”从2011年到现在，立了60个项目，其中51个都是重点项目，一共32个单位、700多人次参与，规模很大。
新京报：也就是说， “南海大计划”包含了各种综合科学？
汪品先：对，我们立项的时候叫做“南海深部过程演变”。“深部过程”是什么意思？就不是现在在采石油的那些地方，而是到南海中间一个菱形的4000多米的区域，底下是玄武岩。它形成了才有南海，我们就攻这个部分。
新京报：具体来讲，包括哪些研究学科？
汪品先：三个方面，一个是构造，南海的构造和南海的岩浆作用，可以比作是“骨头”；第二个部分是沉积和古海洋学，从南海的沉积物里恢复当时的海洋演变，我把它比作“肉”；第三个是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我把它比作“血”。
这三样东西做成一个麻雀，我就来研究这个麻雀的前生今世怎么运行。
新京报：“南海大计划”取得了哪些显著成绩？
汪品先：大计划中包括3个大洋钻探、3个深潜航次。我敢讲，这是中国海洋基础科学研究中到现在为止最大规模的。
我们明年春天计划开总结会，2019年“交账”出来是很漂亮的，它会改变我们对南海以往的看法，大概会成为世界上边缘海最好的研究计划之一。
我们把今年这个航次比作是跑道上最后一圈，所以我说我自己一定要下来。
新京报：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研究，“南海深部计划”最后会呈现给公众什么结果？
汪品先：我们希望拿出一个边缘海的产生演化和运行的典范来。世界75%的边缘海都在西太平洋，但我们了解很不够。
我们现在把南海作为一个切入点，最后我想向世界表明，南海深部的认识是中国人为主。之前都是外国人在做工作，但跟我们现在的规模不好比。
我们会有很多很漂亮的结果，信心很足。
新京报：“南海大计划”后续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汪品先：除了科学方面的工作，我们还准备做一些科普工作。
南海的科研成果完全可以介绍给老百姓。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到底做出什么来了？这个是可以说清楚的。
谈科研一线
科学家只有在前线才会发现问题
新京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你自己还要亲自下潜？
汪品先：我们现在在建设硬件方面十分下功夫，但在软件上出现了问题。很多人当了学科带头人以后就不干第一线了，让学生去干。比如现在很多到海去采样的工作，都是打发学生去采的，科学家就坐在办公室里。
这跟国际上惯例是相反的。外国科学家也会有学生帮他做，但第一步的采样一定是自己带头做。
我这些年没有少批评人家，我觉得说了也没用，自己做一下是最好的。对于培养年轻人，我想用行动影响一些人。
新京报：亲自下潜，是不是您的研究经验也起到作用？
汪品先：对，我们本来计划要去看珊瑚礁的，结果去了以后，发现冷水珊瑚林，就改变了计划。
第一次发现之后，我让年轻人接着去过，但没有完成任务，我自己就得再下去。你自己不去，没有人替你做。包括我把这个课题提到此次航次的重大位置，只有科学家自己在船上，才敢这样。
新京报：所以这次下潜是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别人？
汪品先：不是全为了这个才去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这个年龄是错了位的，该做事情的时候做不成，该退的时候反而可以做。
所以我现在在国际上很滑稽，跟我这样年龄的学者一般不出来。但我现在还在做，因为我丢了好多年。
我最好的年龄在搞革命，后来又没有条件和资金，只能跟外国人合作。现在有了条件，自己当然要做。说了那么多年深海，趁我现在还走得动，一定要去看看。
新京报：海洋科学发展方面，您还有什么担忧的问题？
汪品先：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科技投入增长最快的国家。去年，我在国际会议上提出来，中国要做什么什么，国际上的反应很不一样，有的支持，有的不吭声。
我就希望中国的科研队伍真能够在国际上站住，这不光是科学问题，包括政治、外交问题等等。怎么做好这些事，这个才是难题。你说你自己去潜一次海，那又能怎么样？
新京报：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海洋研究，几次南海科考是不是也见证了中国海洋科学的发展？
汪品先：确实反映了中国海洋科学在变化。上世纪70年代末，海南岛西边的莺歌海打南海第一口探井时，我在岸边为石油井做鉴定。1994年，我参与南海第一个古海洋学专题航次。1999年，担任首次南海大洋钻探的首席科学家。2005年，担任同济大学与法国合作举行的“马可·波罗”航海科考首席科学家。
那几次依靠的都是外国装备。而这一次，是我们自己造的装备，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
我的这些经历反映了中国海洋科学从弱到强，从封闭到开放，走向国际前沿的一个过程。而这次中国自己有手段能够去做国际水平的工作，所以就特别高兴。
新京报：您说过“海洋事业迎来了郑和下西洋600年以来的最好时机”，为什么这么说？
汪品先：我说这话其实是与中国的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有关。
我觉得东西方差异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东方文明是大陆文明，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直到15世纪分不出谁好谁坏，大家各自发展。16世纪之后，特别是中国到了18世纪以后，我们一下子醒过来。
大陆文明有很多好的方面，但是对于创造性的发展和个性解放是不利的。
我认为海洋文明有利于创新，现在我们从国家领导人到老百姓，海洋意识都更强了。
谈未来安排
要做的事按重要性排序，也许哪天就“跑掉了”
新京报：您身体状态这么好，平时锻炼身体吗？
汪品先：年轻时会长跑、游游泳，自行车骑得很多。有时候想到一个科学问题，我来劲了，在街上骑两个钟头。
新京报：现在还会骑车？
汪品先：我之前骑车上班，现在老伴不让我多骑车，叫我多走路，走路也重要。
我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看不出休息和工作的差异。科学家如果对工作提不起兴趣，还是别干。你自己要有精神，在船上谁不吐啊，但讨论起问题来劲的话，这些都是小事情。这是我的优点，到现在我还是很投入的。
新京报：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汪品先：我现在是倒计时的，后面我要做的事情都按照重要性排着队。
先把我的“南海大计划”完成，如果还有几年，再做别的重要的事。今年还有两本中文的书，本来也不准备出，后来一个老朋友去世，我想搞不好我也跑掉了，所以就出了。
怎么说呢，要叫我做的事我不想做，我就不客气了，是不会做的。
新京报：所以时间对您来讲，是很宝贵的。
汪品先：我觉得自己能拿得出手的文章，都是60岁以后完成的。所以我开玩笑讲，人家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
像地球科学、宏观生物学，眼界和经历很重要，你没见过这个东西，怎么会理解？积累多了以后，自然会有很多联想，这恰恰就是年纪大的人的长处。
新京报：以后会把重心放在哪里？
汪品先：我自己还想做一些人文方面的事。我这次随船带的是一个日本华人写的中国史，来北京带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这都是为后面写东西做准备。
我总觉得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很宝贵，想把它记录下来。明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我也想写点东西，有些问题需要继续思考。
新京报：未来还会再进行深海下潜吗？
汪品先：不知道。船长给我讲，等到他们1万米的(深潜器)造好后，让我再去，我说我不知道那时候人在哪里。
我更喜欢让我后面的时间自由一点，我在推中国深海研究进入世界前沿，我自己在做，也希望一些年轻人能够去做。
记者 王俊 倪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