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人

城市引人政策的不断扩围预示着，未来学历不再是城市争夺人口的重点。

据报道，2017年至今，至少20个城市出台包括解决户籍、提供租房购房便利条件、支持创业等政策，吸引大学生前来落户。今年3月，西安公安局宣布大学生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即可在线落户的当天，就迁入8000多人；去年6月，武汉出台政策，力争5年留住100万大学生在武汉落户。仿佛一夜之间，城市意识到大学生也是人才。

大学生是城市争夺对象

一般而言，本科学历毕业生就是人才。在中国全部人口中，每20个人中才有3个是本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只有1个是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鉴于当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42.7%，在新增大学生中，包括各种形式的同龄入学的10个人中，只有4个是大学生，普通本科生仅有2个。考虑到教育是收入差距、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抓住了本科生就意味着抓到了顶部的20%的人才。

纵向来看，大学生在城市落户呈现先易后难的局面。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毕业即拥有干部身份，由国家分配工作，自然能在城市里落户。随后，市场经济成为劳动力配置的主体，高等教育开始扩招，在数量上，人才不再像以前那么稀缺；同时，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处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指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城市没有感受到一般人才的重要性，只把目光盯在极少数的知识精英身上。

目前，这种对待人才的态度受到了挑战。从趋势上看，城市“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少数一线城市因区位、城市地位的优势还可以保持淡定，二线城市已经明显感受到人口流入放缓的压力。人口流入放缓，直接影响各城市社保收支的平衡、税收增长、土地出让金的收入等多项关键指标，以及城市长期的发展潜力。杭州、武汉等几个城市的表现，也显示了人口流入的速度与质量，基本上可以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的好与坏。

二线城市以生活质量吸引人才

要吸引人口流入，首先要搞清楚人因何而迁移。一些研究发现人口迁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更好的就业机会及工资收入；二是更好的生活质量。在中国，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工资收入及公共服务的质量就越好。因此，人们也非常乐意向大城市集聚。

过往的中国城市以户籍为识别工具，允许劳动力在本地就业并向其提供公共服务。在快速城市化之后，就业的户籍障碍被取消，人口迁移、选择城市的主要动机是就业机会和收入。所以我们看到，人口流入主要是东部发达城市，包括广东的一些后起之秀，尽管当地的公共服务等生活质量并不算突出，但赢在就业机会多。

但人的一生中，收入并不总是最重要的，还有生活质量，包括义务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和宜居的城市环境，尤其当人结婚生子后，生活质量在备选城市的要素中的角色就格外凸显。很多在大城市工作多年的年轻人到了结婚生子时，在购房或落户无望之后，便会选择回乡扎根，转到家乡的地市、县城购房、落户——这往往是以牺牲收入为代价的。

当前，在中国的城市中，义务教育、养老保障等城市的核心公共服务主要向户籍人口提供。二线城市用落户来吸引人口流入，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以生活质量吸引人口。这也可以理解为：如果拼收入和就业，中西部的二三线城市根本没办法和一线以及东部城市竞争，能吸引人的只有生活质量，即赋予这些人市民待遇。对于很多人才来说，他们无法在一线城市定居，又不甘心回到小城市，在二线城市落户也是更优的选择。

提供高质量生活的城市才是最后的赢家

本轮引人城市的不断扩围也预示着，未来所有城市针对所有本专科生的落户门槛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取消，人口争夺也会逐步蔓延到中职、高中学历及技术劳动力。这时，学历就不再是城市争夺人口的重点，低学历的服务业劳动力也会很抢手。除了少数的特大城市以外，落户可能不再会保持较高的门槛。这时，城市怎么办？

我们要看到，户口之所以能吸引人，是其背后所附加的能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市民权利，这个权利可以切实地提高生活质量，可以让市民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里。而要更好地吸引人才落户、让落户的人留下来，就需要尽可能地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

城市的就业机会依赖于产业的发展和区位优势，这有很大的历史惯性。但是，成为一个高生活质量的美好城市，却是每个城市都可以努力做到的。生活质量涉及内容很多，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公共安全；也有人文氛围和环境，如社会融合、空气与水的质量等；还有通勤条件、政府的公共形象等。

在美国纽约市公布的2040年远景规划方案中，列述了纽约市民关心的重要问题，包括教育、住房、就业、公共安全、健康、基础设施、与政府的连接等，绝大多数都与生活质量有关，纽约市也以此作为城市服务与投入的重点。

这些或许可以给那些正在致力于吸引人才的城市以启示。（作者聂日明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