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团养老半年实验记
2018-01-20 09:14:00 来源:新华网

  老人们相约去买菜。

老人们使用公筷夹菜的一顿寻常“自助餐”。均杨书源 摄

朱荣林和老伴登门取经那一天,恰好遇到张阿姨的抱团养老试住联盟解散。

家在杭州的上海老人张阿姨是“先行者”——她于2017年2月致电杭州当地报社,自发在社会层面征集,要在杭州131平方米公寓里探索抱团养老。引发应征热潮之后,宣告“失败”,两位室友已陆续搬离她家。

78岁的中学退休英语老师朱荣林却没被吓退。2017年5月,他和老伴王桂芬登报招募:要在自家位于杭州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村的三层小别墅,与几对60岁至70岁的老夫妻结伴养老。

短短数日,报名人数超过100对老夫妻。

2017年7月,6户共11位老人入住;半年之后,入住7户共13位老人,其间有小幅人员流动。最新这户是2018年1月9日来的,66岁的退休电视编导蒋一纯与妻子。戴着藏青贝雷帽、留着齐耳中短发的蒋一纯说,要来开启晚年生活的预备期。

采访中,所有老人都清晰记得入住的准确日期,而所有老人在讲述这里发生的故事时,也都将其融于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之中。

或许,正是这种不自知的平常心,才是一场自发抱团养老的阶段性成功标志。正如至今仍未放弃抱团养老念头的张阿姨所言,这一次次抱团养老实验其实就是生活本身,成败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中发现当下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养老需求与真切心境。

选拔“考试”

蒋一纯在半年里辗转报名了好几次。终于盼来朱荣林的电话时,他就像是拔得某次选拔考试的头筹。

2018年元旦后朱荣林打来一个长达20分钟的电话,告知:有人中途退出,所以请他和爱人“去聊聊”。

1月7日,蒋一纯带着爱人自驾前往。他决定把爱车作为日后抱团养老队伍的代步车。没想到,进出别墅的小路狭窄,直到结伴养老的几对夫妻纷纷跑下楼七手八脚指挥,车才安稳驶入。

车开到一幢僻静处的黄色小楼前。门前是小桥流水,门内庭院开阔,枇杷树、柚子树上隐绰可见繁密的果实。树下是一方池塘,几十尾金鱼闪烁其中。小楼布局合理,几乎每层都有3间卧室及独立卫生间。后院一派喧闹,20多只散养鸡欢跑在小竹林里,看家小狗晒着太阳,两亩菜地上种满本地青菜……

这幢欧式风格乡间别墅本是朱荣林的儿子2010年所建婚房。小夫妻住了3年后,因为每天通勤之路遥远,决定回杭州市区居住,留下了老两口和别墅。

老夫妻在大得能听见回声的小楼里,小争执不断,吃饭也常拿剩菜或速冻食品对付,一个礼拜里唯一能打起精神的时间,就是儿女周日回家的短暂下午。

老两口还喜欢打麻将,无奈凑不成一桌,就“跋涉”到公路对面的自然村找牌友。可村庄又面临拆迁,老两口的爱好没了着落。

2017年初,朱荣林拦着村长诉说“大计”:房子大,想找几对老夫妻一起养老,麻将也能凑一桌。半年后,这句看似拍脑门的话,成真了。

5月10日,别墅迎来第一批应征的候选人,共5对夫妻10位老人。

“考试”实际上就是聊天。王桂芬在退休前是化工厂厂长,一头干练的短卷发,面孔和善。她招呼人们谈天说地,自己在一旁笑而不语,观察他们的待人接物。

有人被淘汰了,原因显而易见——王桂芬说,生活习惯特殊的,不要,因为怕日后不好相处;有抽烟习惯的,不要,影响空气质量;以前当领导所以架子很大的,更是不要。

选拔有“硬标准”。“年纪尽量不超过70岁,以保证分担家务时的安全和效率,另外一般要求夫妻两人入住。”王桂芬说。

还有一些“私心”标准,没摆到台面上:优先考虑杭州人;尽量选择独生子女在外定居的夫妻。

王桂芬解释,这并非是戴着有色眼镜选人,眼下回头看,恰恰是抱团养老得以维持半年的关键,“符合这些标准的老人,基本生活习惯相近,养老心态也相似”。

至于之前媒体报道的“会打麻将”标准,王桂芬笑答,那是玩笑话,“即使是打麻将,也不为争输赢,还是为了在娱乐中洞察人品”。

等到第一期抱团养老的名单确立,王桂芬请大家又到农家乐餐厅一聚。老人们用杭州话谈笑风生,无人提出异议,6户家庭就此敲定。

老叶夫妇被安排在一楼朝南大间,因为细心的王桂芬在第一次“面试”时就留意到一处细节:老叶痛风发作,有些一瘸一拐。

62岁的金阿姨和爱人老周住2楼。起初二人并未获得“面试”机会,因为老周在报名时坦言妻子有点高血压。金阿姨找到报社记者,反复解释自己是“最轻的高血压,最严重时也只要吃半颗药”,依旧无果。他们决定主动出击,循着不多的媒体线索,按图索骥找了一周,总算由当地送煤气的工人带路找到别墅。金阿姨将心比心“自我推销”,王桂芬面露笑意,拿出小本子请她留下联系方式……

69岁的荷花阿姨是被“破格”录取的。丈夫早在8年前去世,她整日泡在证券交易市场散户室排解寂寞。为了通过报名,她填了两个人的名字,直到碰面才吐露真相。王桂芬实在难以回绝,就腾出3楼朝南的棋牌室,改造成卧室。

“共享”生活

入住养老别墅的次日早上,蒋一纯不到7点就起床了,这对于他的生物钟是罕见的。到楼下时,习惯早起的老叶已像往常一样,把众人的粥和鸡蛋煮得咕咕冒泡了。

因为职业习惯,蒋一纯常年都在凌晨两三点入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虽知对健康无益但改不过来。未曾想,生物钟被自然而然“扳了过来”。入住第一晚,看着一片安静的楼上楼下,他不到10点就进入梦乡,醒来神清气爽。

蒋一纯入住的是朝北小套房,开窗便是江南农村远山近竹的风光。报到时他随身携带物中有两个文件夹,夹着歌谱、自创诗歌手稿、书法字帖。他想在此寻找一起在文件夹中挖掘乐趣的人。

早餐后他踱步回三楼房间,本想对着窗外练声,却听见阳台上隐约传来练唱声——原来住在对门的老范和他一样,也是美声男中音的发烧友。蒋一纯兴冲冲捧着乐谱跑到阳台,两人齐声开唱。

蒋一纯说,这就是自己来之前想象的“共享”生活。

这种经济乃至生活理念的“共享”,在这场养老实验中随处可见。

早在朱荣林夫妇去张阿姨家取经时,张阿姨就苦口婆心劝导:经济上一定要有共享规则,所以拟协议很重要。

别墅迎来第一批入住者时,老范提出颇多中肯的主张。王桂芬索性将协议的起草权交给老范,而老范所拟第一条就体现了对房东利益的尊重:“爱护房东家里建筑的一切设施设备以及园内的园林绿化,不得损坏,保持室内整体环境的整洁和卫生……”

更多“共享”理念,来源于集体尝试。比如,中餐、晚餐现今都采取自助餐制,大家使用公筷和公勺将菜夹到自己的餐盘中再用餐。这是最近的创新,用来预防不必要的病从口入。

每个人用餐顿数不同,伙食费如何计算?答案是“写正字”,早餐算一笔,中、晚餐各算两笔,“正”字的多少也就代表了月底结算时的伙食费比例。

“总务长”老叶告知,这是“优化算法”,以前无论一天用餐几顿都算作一天,众人碰头提出“不科学”后就改良了。

“菜的数量比人数少一个,保证菜不被浪费。”王桂芬是每日菜品的总协调师。至于每顿饭吃什么,是由值班的家庭征询其他家庭意见后确定的。

老人们有值日表,每天买菜、洗碗一类的家务都由值日者完成。王桂芬每日在大门衣架的棕色小包里塞200元“买菜金”,轮值者背着小包去买菜,找钱依旧放入包中。一天餐食荤素搭配,每人均摊不足15元。

日常的水电费开销,则月底统一结算。房东一家的用水用电量较大,所以王桂芬主动提出水电费分成7等份,他们俩支付其中两份。

抱团养老之初,朱荣林与王桂芬就决定做公益,每间房月租不超过1500元,这笔钱用于支付厨师、小时工以及园丁的工资。半年多至今,夫妻俩分文未挣,反而倒贴了1万多元。

即使如此,经济上也并非时刻严格遵循“拼单”原则:餐厅里有一大壶可随时取用的药酒,是老范家拿来的,成本不低;王桂芬考虑到现有桌子不够大,花了800元买来新圆桌;墙角堆着朱荣林夫妻种的柚子,其他人搬两个进屋榨汁或是作为天然空气清新剂,都不必知会;二楼的老周是网购达人,攒下一堆电子优惠券,别墅里不管谁要网购都会第一时间找他。

老人们和记者强调着同样的话:一起结伴生活,关键是不计较。

迎来送往

当然,没什么模式是能“兼容”所有入住者的。老人们在迎来送往之间发现,抱团养老绝非解决所有养老问题的万金油。

在别墅里住了1个多月后,最为年长的一对夫妻婉转提出离开的想法。妻子事后解释:毕竟还是存在“代沟”,就像是20岁和30岁的年轻人,考虑的事情是不是差别很大?

“他们年轻的,总还是喜欢吃更生、更脆的食物。”更让夫妻俩觉得遗憾的是,入住后发觉彼此“没有那么多话好说”。“毕竟餐桌上的话题大多是打趣和寒暄,不太深入。还是少了聊得来的人。”

临走以前,这对夫妻和老人们约定:周末常回来看看。

还有老人不得不经历“小别”——几个月前,金阿姨去天台晾晒衣服时不慎摔跤,小腿骨折。老人们迅速上楼,把她送进市区医院。她住院的一个多月,病房探望者从没断过,别墅里的老夫妻像是排了值班表一样轮换着面孔出现。

2017年底,在珠海的女儿接金阿姨去广东养伤,临行前房东夫妇执意要为金阿姨夫妻设“年夜饭”践行。各家各户到齐了,王桂芬杀了一只自家养了很久、本想给儿女带去城里的土鸡,还去菜场挑了最肥的螃蟹。这顿饭算是宴请,没有纳入菜金账单。

金阿姨怀着感激之情暂别,但在这个自愿结成的非营利养老联盟中,一旦发生意外事故,究竟应如何处理和判定责任?老人们说起金阿姨的小意外,透露出一丝隐忧。

除此之外,别墅所担负的养老及家庭生活的双重功能,也是几户老人稍觉微妙的。

比如每周日朱荣林夫妻的儿女都会回家探望,为了给他们创造团圆氛围,各家各户常自觉呆在房间里,用电磁炉简单做点面条;或是索性去市区,晚些再回来。这是老人们唯一觉得像是房客的短暂时段。

不过这两种生活边界存在的潜在冲突,也已因为朱荣林夫妇一双子女的热情支持而不那么尖锐——女儿将父母给自己安排的大套间改装成了棋牌室和小的卧室套间。王桂芬也邀请所有入住者的朋友来别墅参观吃饭。

朱荣林有个困惑:抱团养老由于老人的身体状况和需求发展不同,有进有出的流动性是应该被正视的。在屋主纯公益运作的情况下,能否有机制对入住空缺及时补位,以保障房主人的利益?

这件事,他觉得不该是自己来做,因为他没有持续稳定的信息来源,也不能长期麻烦媒体。他想寻找合理的“中间人”。

建“养老村”?

现今,别墅房间已住满,若要继续探索抱团养老,他们还能做些什么?

数周前,朱荣林的妹妹病逝。想起她虽有子女陪伴却谈不上尊严和温暖的最后时光,他更加感怀和珍惜自己所做的事。

抱团养老自发实验,网络热议始终未散。邻近有些村民动心了——各家房子都那么大,闲置房间也多,索性都来做抱团养老,形成“养老村”。这个倡议,甚至在村委开会时被公开讨论过。

长命村本就是南方富裕村庄,家家户户都盖起了造型现代的别墅,去年政府还斥资改善村貌、兴建基础设施。这是一个“有球场、有路灯”的小区式农村。

但反对声随之而来:村里人觉得朱荣林夫妻是在做公益,如果也要让自己付出那么多,太过苛刻。

“我和老太婆(王阿姨)有城市生活的经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和杭州市区来的老人有共同语言;再说房子的户型,我们一个房间配一个独立卫生间,无形之中减少了抱团养老中的矛盾,你说每家每户都能达到这些条件吗?”朱荣林问。

王桂芬大胆设想:别墅里当年建了多间独立卫生间,正是为了满足大家庭的居家养老需求,往后可请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家政人员上门服务。

但年岁与日俱增。真到了疾病缠身的那一天呢?王桂芬的回答很爽气——即使有一天抱团养老的实验不能继续,这里依旧对你们开放。

其他老夫妻的回答也很开明:那就去养老院。

所有人都明白,这次抱团养老,放之于老年岁月长河之中,只是一个“不能一步到位的驿站”。

面对乡间别墅里抱团养老实验的初战告捷,受挫的“先行者”张阿姨多少有些难以平复。“抱团养老就像谈恋爱,矛盾和甜蜜都是通过时间慢慢表现出来的不是?”她反问记者。

“我还是坚持找独居老人一起抱团取暖,我是不会放手的。”张阿姨很坚决。

“其实,抱团养老这件事上我真的不需要别人理解,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张阿姨说到这儿,语气平缓了不少。

蒋一纯神秘拿出小小的日记本给记者看。他每天记录一行,1月7日那一天,他在记事栏里写下一行小字:“下午去长命村朱老师家,决定先住下试试看。”

的确,一切故事都源于“试试看”。(记者 杨书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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