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谈哈医大教授“换头术”试验
黄洁夫：“换头术”这个很丑的第一不要也罢
11月17日，意大利外科医生塞尔吉·卡纳瓦罗对外宣布，自己成功在一具遗体上实施了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备受中国网友关注的是，手术实施地点就在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教授也参与指导了这次手术。很快，针对“换头手术”的争论就愈演愈烈，有人认为应该鼓励医学的探索，也有人表示“换头”违背了医学伦理，不应该被提倡。
11月30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起头颅移植试验违反了中国器官移植有关法规，也违反了基本的伦理准则，应该追究有关单位伦理审查委员会或领导的责任。
12月1日上午，黄洁夫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伦理方面，“换头术”都是不可行的，还会为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带来不良影响，“中国绝不允许进行这种临床试验。”
谈“换头术”
这个第一不做也罢
北青报：“换头术”这个概念是最新的吗？
黄洁夫：其实“换头术”这个提法并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家就已经做过“换头”的手术，当时是把一只狗的头移植在另一只狗的背上，成了“双头狗”。这只狗后来就存活了3天，因为移植上去的狗神经没有办法和受体融合，所以后来苏联就放弃了这个手术。70年代，美国的科学家也在狗身上做了“换头”试验，但这只狗存活时间还不到24小时，此后又做了很多例，证实脊髓中枢神经的再生是没有可能的。
北青报：既然提出时间这么早，此后的几十年里，“换头术”就没有一点进展吗？
黄洁夫：“换头术”的提出时间其实和其他器官移植时间差不多，之后其他固体器官的移植都有了发展，比如肝脏、肾脏等，但头部移植始终不行，渐渐就很少有人去做这个试验了。偶尔也有人做，其中最热衷“换头术”的就是意大利神经外科医生塞尔吉·卡纳瓦罗。
北青报：塞尔吉·卡纳瓦罗对“换头术”的痴迷似乎在全球都很有名，您怎么看他把手术地点选在中国？
黄洁夫：最早卡纳瓦罗的换头手术有一个俄罗斯渐冻人患者做志愿者，当时他在杂志上发表了要在这名患者身上进行换头手术的消息，结果引起了全球医疗界主流声音的坚决反对。反对的人多了之后，“换头术”在意大利的声音就慢慢沉了下去。之后卡纳瓦罗就将手术地点选在了中国，至于为什么选在中国，外媒评价说“因为中国是一个最没有伦理底线的国家”，所以才选择在中国做。所以说，这不是中国的光荣，而是在给中国器官移植事业抹黑。有些网友可能很高兴，中国成了“换头术”的第一，但这是一个很丑的第一，不要也罢。
谈技术
1还没有，何谈100
北青报：这个试验本身有借鉴意义吗？
黄洁夫：在两个尸体上做所谓的人头移植，其实是很粗糙的，同时也很粗浅，可以说这是一台谁都可以做的手术。实际上，这次完成的只是一个解剖学上的模型。
北青报：从您的角度来看，“换头术”在技术层面有可能实现吗？
黄洁夫：头颅移植不同于其他器官移植，它牵扯一个中枢神经的连接问题。到目前为止，神经元不能再生已经是大家的共识。我们有千千万万脊髓损伤的患者，腰椎一折断，脊髓就瘫痪了，也就是说自身神经稍微受点损伤就不能恢复，何况是切断之后再连接上异体呢。在动物试验中，我们已经证实，脊髓是接不上去的。现在炒作要用“胶水”把神经粘起来，从而实现脊髓横断再连接，这是不可能的。美国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评论说，“这种理论就像把大西洋底的光缆切断，然后再用胶水粘起来”，荒唐可笑。
北青报：将来神经连接技术有所突破后，“换头”可能成真吗？
黄洁夫：除了中枢神经的连接外，“换头手术”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排异反应。我是做肝移植的，大家都知道肝移植、肾移植等器官移植都会有排异反应，虽然现在已经能够控制得比较好，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器官，对身体整体来说，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用免疫排斥药还是可以控制。但如果是换头的话，首先你很难判断哪一部分算这个人的主体，哪一部分算被移植的部分，即使按照现在卡纳瓦罗的说法，头算主体，肢体算移植过来的，你也很难想象要用多少免疫排斥药。光吃免疫排斥药，就会把人治死，因此从技术上是完全不可行的。
北青报：那您看好相关技术的发展吗？
黄洁夫：暂且不提头颅移植，相对比较简单的同种异体肢体移植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成功过，就是一个人接上另一个人的肢体。其实血管之类的连接并不难，但目前所有接受过这一手术的患者都没有恢复肢体的功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神经不可再生，你想周围神经都不行，中枢神经就更难；另外，接受这一手术的许多患者还出现了精神疾病方面的症状，始终觉得这个肢体不是他自己的，甚至还有人因此自杀。几乎所有人最后都选择了截肢，改为接受义肢。在同种异体肢体移植的技术还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头颅移植在技术上显然更不可能。1都没有，怎么能去做100？
谈伦理
每个细胞都是“我”的一部分
北青报：如果技术上完全可行的话，是否就可以进行“换头”？
黄洁夫：技术只能回答能不能做成功的问题，但要不要做、应不应该做却是伦理层面的问题。如果真的允许“换头”，那是头算人，还是身体算人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现在还是有争议的。可能有些人认为，头作为神经系统最高级的部分，可以通过神经控制全身，应该被算是人的主体。但从我一个外科医生的角度来看，人身上每一个活着的细胞都是这个人的一部分。而且在我做器官移植的经历中，确实有许多案例证实，器官被移植后，受体可以通过被移植的器官接收到供体信息。从某种角度来说，你存在于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
北青报：其他器官移植技术成熟前是否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伦理难题？
黄洁夫：不同器官，情况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上世纪70年代，我国器官移植的创始人裘法祖所在医院曾经做过睾丸移植的手术，其中有一例成功了，是父亲的睾丸移植给了儿子。后来儿子有了孩子，于是出现了伦理上的问题，这个孩子到底算谁的？那场大争论之后，我国就取消了睾丸移植手术。头颅移植也是一样的，即使能够成功，那这个活下来的人将来要是有了孩子，孩子应该算脑供体的，还是躯体供体的？
北青报：这种伦理学上的争论可能随着技术进步慢慢达成共识吗？
黄洁夫：对医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敬畏生命，不能对病人造成伤害。一个手术能不能做，不说在全社会取得共识，至少要在医学界达成共识。我注意到有网友将头颅移植的争议和肾移植类比，但肾移植当时面临的争议其实是不同教会之间的争论，和头颅移植完全不同。
北青报：医学伦理和技术进步之间应该如何取舍？
黄洁夫：医学有禁区，科学有红线，不是说这个手术能做成功就可以做，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应不应该做、做了好不好、能不能被人类社会所接受。技术可以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比如说孕期检测胎儿性别，但这是不被允许的。
谈追责
违反中国器官移植条例
北青报：所以您对“换头术”是明确反对的是吗？
黄洁夫：我们不反对头颅移植的试验研究，科学研究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反对的是，炒作在人的身上进行临床头颅移植。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有网友质疑说我们反对头颅移植会不会阻碍科学研究发展，不是的，我们是反对现在炒作的，临床对遗体进行头颅移植。设想一下，如果你是遗体捐赠者的家属，你会愿意亲人的遗体被用于这么粗糙的试验吗？如果我们把在动物试验中都没有取得成功的技术，用在两个充满爱心的捐赠者身上，这是对生命最大的不尊重。
北青报：此前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希望哈医大就此事追责，方便介绍一下“换头术”具体违反了哪些条例吗？
黄洁夫：首先是违反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所谓人体器官移植，是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其中并不包括头颅。另外，最基本的《执业医师法》中也规定，以病人为核心，不能伤害病人。还有其他许多条例，每一条“换头术”都违反了。
北青报：有网友指出，条例中有“等器官”的表述，因此头颅也应该被包括在内，您怎么看？
黄洁夫：头颅不算器官，大脑是个器官，头不是，所以不能算的。
北青报：那追责会马上提上日程吗？
黄洁夫：这个决定权并不在我，我只是一个建议。在中国用两个遗体做这样一台粗糙的手术，家属同意吗？两个遗体捐赠者生前是否曾表达过愿意把他们的头去做这个试验的意愿？这些都是需要调查的。
北青报：您怎么看这次“换头术”造成的国际影响？
黄洁夫：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器官移植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从一开始大家都不看好，“中国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会有人捐献器官的”，到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5000多例器官捐献，加上亲属间活体器官捐献，共计1.6万多台器官移植手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器官移植国家。可以说，中国已经走上器官移植的舞台，正在走向器官移植的中心，计划2020年以无可争辩的伦理学方式成为世界第一器官移植大国。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们怎么能用最能引起伦理学争议的移植手术，来增加中国的负担呢？
文/本报记者 孔令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