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瞭望 | 厘清“当官与发财”边界

◆ 当官还想发财，与老板比富成“官场病”，根源是党性修养不高，理想信念不坚定

◆ 当官即不许发财，应成为干部的从政底线

◆ 要建立“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中央纪委1月4日通报了对天津市原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的立案审查结果，其中提到，其“打探涉及本人的问题线索，对抗组织审查”，已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近日，中央纪委反腐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中篇《严防“灯下黑”》称，黄兴国主动、多次与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袁卫华接触，请袁喝酒、吃饭，赠送名贵手表等贵重礼物，打探武长顺案、杨栋梁案的相关信息，同时套取、打探关于他本人的一些问题线索。对于黄兴国的“需求”，袁卫华都一一奉告。

袁卫华面对镜头忏悔道：“我的求学之路是很顺的，始终是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一直到北大。因为我当时对自己仕途的发展是一种比较快速的规划，希望能够尽快地进入处级这个岗位。但是这个目标情况之下，如果顺便能生活更好，那就是最好的结果了……真的特别后悔做这些事情。”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袁卫华由此滑向犯罪深渊，最终成为了一部警示他人的反面教材。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谆谆告诫学生：“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当官。”2015年1月12日，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座谈会上，习近平又叮嘱县委书记们：“不要把当官作为一个满足无穷贪欲、获得无限私利的捷径，那样迟早要完蛋。”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职业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鲁照旺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句话，蕴含着领导干部应有的操守、气节和荣辱观，这更是现代社会权力治理的基本准则。

“做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

近年来，一批“老虎”落马，众多“苍蝇”被拍。他们既想做官，又想发财，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最终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惩。

2016年6月16日，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通报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开庭。庭审中，安阳检方指控白恩培直接或通过其妻非法收受财物超过2.4亿元。

云南是白恩培仕途履历中的重要一站。从2001年11月至2011年，白恩培曾任云南省委书记，主政云南10年。其上任时，云南省刚刚遭遇了原省长李嘉廷的腐败案。上任不久，白恩培表示，李嘉廷案造成影响十分恶劣，腐败不除，事业难兴，对反腐败斗争的态度一定要坚决。不过，白恩培很快就重蹈李嘉廷的覆辙。

从案情来看，白恩培的涉案行为绝大多数都是为老板在矿产资源、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领域谋取利益。出手帮助老板一次，最多收数千万元。白恩培在“忏悔录”中说：“我是能拿的都拿，能要的全要。”

少数白恩培这样的领导干部把当官、发财视为一个等式，在金钱美色诱惑下丢掉了宗旨和信仰，突破了从政底线。

尽管落马贪官生活经历和环境不尽相同，但都想当官发财。比如福建政和县委原书记丁仰宁落马前就曾有这样一句话：“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

由于在位期间滥用权力、大肆贪腐，受贿金额高达4732万元，曾经的政坛明星——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最终沦为巨贪，2012年年底被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死缓。

据办案人员透露，在担任上述职务的9年时间内，吴志明疯狂敛财，其中在任青山湖区委书记期间，平均每年敛财近千万元。案发后，吴志明在悔过书中写道：“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是追求当官发财、大富大贵”，“只有自我、只顾自我、只为自我的思想深入到我骨髓里”。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批贪官相继落马，这一再警示领导干部：如果一味怀揣当官发财的念头，必然会走向自我毁灭。正如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被“双规”后说过一句话：“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最后是死路一条。”

与老板比富成“官场病”

少数领导干部渴求当官发财，与现实攀比导致心理失衡息息相关。2008年3月，《人民论坛》杂志曾发布过的一份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导致领导干部落马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心态失衡。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积极配合调查，写出了万余字的《我的悔过书》，成为反腐败的“典型教材”。“过去比革命先烈的精神多，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德多，比老百姓穷苦生活多，比出的是斗志，比出的是精神，比出的是作风。但渐渐看到周边的一些企业家住豪宅，坐豪车，乘私人飞机，生活奢华，财富积累享用不尽，产生了羡慕心理。”季建业“忏悔书”中的这些话，发人深省。

与老板比富而导致心态失衡，让少数领导干部一步步滑落。比如江苏省如皋市原副市长单定方说，“我为城市开发建设付出了很多辛苦，一年辛苦下来也只不过拿几万元的工资，而那些跟我接触的开发商却一个个富了起来。”

海南省琼海市石壁镇党委原书记黄声存在忏悔录中甚至还这样说：看到昔日的同学下海经商、办公司，成了腰缠万贯的“大款”，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高档名牌，住的是别墅洋楼，出入有豪车代步，玩乐有美女陪伴，过着神仙般的日子，而我一个正科级干部，每月才1000多元的工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这样一比，我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不平衡感越来越强烈，人生的坐标也开始倾斜。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虚荣心和攀比的邪念，我终于伸出了手。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领导干部动辄和老板比收入比财产都是一种危险的行为。”鲁照旺说，如果领导干部喜欢金钱，喜欢老板的生活，那么就辞职经商。如果领导干部既不想辞职，又想拥有和老板一样多的金钱，就容易权力“跑偏”。

“领导干部‘心理失衡’，归根结底在于党性修养不高，理想信念不坚定。”上海财经大学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麻国安教授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如果‘心理失衡’发生在某些‘精神缺钙’、意志薄弱，又不善于自我调节，不严于律己的领导干部身上，堕入贪腐深渊只是时间问题。”

当官发财“一刀切”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断掉领导干部“当官为发财”的念想，靠自律更靠他律。关键要从制度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极为鲜明的特征。”麻国安说，“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用来为人民谋福利、谋幸福。当官即不许发财，这是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也是这个职业要求所决定的，应成为干部的从政底线。”

“从总体上看，当前广大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是坚定的，但在少数领导干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存在着‘理想信念模糊、理想信念不坚定甚至理想信念丧失’的问题。”在麻国安看来，必须充分发挥执政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让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硬”起来，增强干部自律自省自警意识。

麻国安说，“对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选择从政，就意味着一份责任、一份担当。如果想发财，不妨放弃领导职务，去走合法发财的道路。”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谢志强教授认为：“解决‘当官为发财’的问题，一是靠个人的自律自省自警，更重要更关键的还是要靠制度约束。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干部禁令”有效实施，基本截断了部分领导干部“当官发财”的路径。不少人能感到公权力越来越受到党纪法规和各界的监管，而且“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有腐必惩、有贪必肃”已成贪污腐败者的必然结果。

在领导干部家属经商问题上，早在1985年中央颁发的《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就要求：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

2015年5月4日，上海市委公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堪称“史上最严”。比如，对省部级官员，正局级以及关键岗位的正职领导、公检法系统领导班子成员的配偶，几乎是“一刀切”：严禁经商办企业。以前，相关规定只是领导配偶不能在管辖范围经商办企业。上海的《规定》对官员的子女以及子女的配偶，也严格禁止在其管辖地区或业务范围经商办企业。

此外，须完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干部财产申报宜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接受组织监督，接受人民监督。”在鲁照旺看来，“要进步，先申报”，可及早打消少数人“当官发财”的念想，是纯洁干部队伍，确保先进性的重要手段。（刊于《瞭望》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