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毛家明
　　据长江日报报道，湖北大学教授田子渝团队穷三十余年编成200多本、总计达130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第一编已然出版。谈到编辑过程，田教授对调取资料的艰辛过程感慨万千。
　　举例来说，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初版本，本来是从湖北省博物馆调往某个国家级博物馆的，这次为了编《选集》，省博的人也陪着去了，可是对方只提供封面封底和一页内文照片。最后相关领导两次前往北京，通过文化部与对方多次沟通，才拿到全部照片。再比如《少年共产国际》创刊号，88页，珍藏在上海某单位，每次只能复印五分之一，田教授第二次去想再复印，人家说他来过了，不给，只好换一个人去，去了五次才复印回来。
　　一件造福后学的学术工作，在搜集资料时为什么会如此艰难？我相信，那些表示只提供封面封底和一页内文照片的工作人员，以及要求每次只能复印五分之一的管理人员，并不是在故意刁难谁，他们只是按部就班、照本宣科地在执行某些规定。而制定这些规定的出发点，也一定是为了保护文物什么的。但这样的规定合理吗？
　　我们用常识就能判断，只要操作得当，提供封面封底和一页内文照片，与提供全书照片对图书的影响是一样的；相比于一次复印，分五次复印全书，显然对图书损害更大；一次能办完的事，要求别人跑五次，浪费人的时间精力。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本书非要找五个人分五次去才能复印完，这究竟是保护藏品还是折腾读者？
　　如何既保护好珍本善本图书，又最大限度物尽其用，大有文章可做。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时说，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是对文物工作者创新工作的要求，同时也需要那些掌握着文物遗产和古籍的部门换位思考，清理那些莫名其妙的陈规陋习。
　　另一个疑虑，是这些规定经有关部门“沟通”后，又失去了约束力。这真叫人有些哭笑不得，因为它说明这些规定原来可以变通，或者说原本就不必存在。既如此，那些制定这些规定的单位和部门究竟想干什么呢？规定之所以成其为规定，应自有其严肃性，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可以被变通的规定，就是不合理的规定，也是不应当出台的规定。
　　【编辑 华智超】
　　（作者：毛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