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于立生
　　肝癌患者代购救命药被刑拘！有4年抗癌经历的翟一平没想到，他会因代购抗癌药失去人身自由。从2016年开始，他帮在QQ群里认识的病友从德国代购抗癌药，一些病友因此延续了生命。7月25日，他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刑拘，现羁押于上海市看守所。
　　此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14年的“陆勇代购案”。不过，陆勇对“代购”一说很不认同。他认为，“大家去买，汇款不方便，很多人都要求提供账户，我就帮印度公司解决了一个账户问题，替患者解决了一个汇款问题”，故“代购”一词对他不适用。助人购买药，而非销售药，确实无涉销售假药罪。最终2015年1月27日，湖南沅江市检察院以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为由，向沅江市法院请求撤诉，当天沅江市法院即作出了准许裁定。
　　翟一平案与陆勇案同中有异。说同，都是在助病友抗癌续命；说异，陆勇没代购转销获利，翟一平则确实代购转销获利了，故而涉嫌销售假药罪。不过按其说法，他代购“价格比其他代购或药商都低”，抽成百分之五左右，“赚不了多少钱”。
　　《刑法》第141条规定了生产、销售假药罪；而何谓假药的定义，则要追溯到《药品管理法》的具体规定。其第48条第2款第2项规定，“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按假药论处”。翟一平代购转销给病友的未获进口批文的别国医学意义上的真药，也因而成了我国《药品管理法》乃至《刑法》意义上的假药。当然，作此规定并非全无道理，正如北京某律师所说：相比东南亚等地区，我国药品管理标准更高，可能存在购买东南亚产药品服用后发生不良反应的情况。
　　但由此可见，因代购未获进口批文的救命药涉嫌销售假药罪，这是种法定犯，而非自然犯。就第一个层面来说，这必然侵犯了我国药品监管部门对于药品的正常管理秩序，应当相对应地给予行政处罚。那么就第二个层面来说，是否应该对这种行为追究刑责呢？事实上，一概追究刑责，并不妥当。
　　众所周知，罪与非罪的一个基本判定标准，是有无社会危害性。翟一平的代购行为固然侵犯了药品管理秩序，但同时却又是在救病友性命，有着正面积极的社会效果。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人命关天，药品管理秩序与公民性命，孰为轻，孰为重？法谚有云，“法律不强人所难”，对于病友间自发自主的自救、互救行为，法律又岂能加以抑制？因此，除非发生代购转销“救命药”给人服用，致人人体危害的情况，一般对代购者都不应以犯罪论处，哪怕代购者在代购转销行为中薄有获利。
　　其实，最高司法当局也早已看到了这点。陆勇案发后的2014年11月，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新增的第11条第2款规定为：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目前翟一平被刑拘于上海市看守所，这意味着以立案为始的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启动。公检法各环节在相关事实认定审查及具体法律适用问题上，还宜准确把握。如果翟一平的代购转销“救命药”行为没给他人造成人身伤害，且确实获利甚微，那么，追究“救命药”代购者刑责，当慎之又慎。
　　（作者：于立生，系媒体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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