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报告提到了两件民事案子——“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和“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3月10日，周强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表示，“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判决得很好。

相比较最高法院报告中提到的大案要案，“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均属于诉争标的不大的民事纠纷。但这些“小案”也体现出司法机关面对万众瞩目、纠葛复杂、关乎社会风气善恶案件时的定力与担当。

纵观这两个案件，电梯等公共场所早已禁止吸烟，这为很多烟民明知;肇事逃逸则是既违法又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因此，劝阻吸烟，追赶逃逸者，显然是每一个公民维护公共利益的天然权利和道德义务。这是人们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而非侵犯他人权益。现实中，劝阻他人插队、劝阻他人闯红灯，喝止小偷小摸，制止违法犯罪类似仗义执言的行为非常多。如果发生死亡结果，便给仗义执言或见义勇为者“摊上”一点责任，将产生极坏的负面导向，让人们面对身边的不良现象时“理性”地沉默不语。长此以往，会让正直的人畏畏缩缩，没有底气，让社会风气愈加败坏，形成人人自危的无序、丛林局面。

正是从这方面讲，最高法院报告中提到的两个“小案”的影响力一点都不小。要知道，司法裁判不仅调整案件当事人的利益，更承担着社会效果和价值导向的功能，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新的规范、新的是非对错标准。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以相关司法裁判为标尺来衡量、评估、预判行为风险和利益得失。即司法裁判不仅限于案件本身，还意味着司法机关决定要确立什么样的是非观，社会成员将遵循什么样的是非观。(史洪举)

编辑：张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