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毕业生、女博士罗茜茜举报其博士生导师陈小武长期性骚扰女学生一事持续受到热议。1月11日晚，北航官微公布：已查明，陈小武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经研究决定，撤销其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随后，1月14日，教育部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已责成学校解除与陈小武签订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1月14日澎湃新闻)此次北航的处理迅速及时不拖泥带水，教育部及时跟进同样引来众多点赞。

　　大学校园性骚扰不是新话题。罗茜茜的举报，其实也是时隔12年后。据公益独立媒体NGOCN统计，从2014年到2018年五年内就曝出了14起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而针对这种现象，包括一些严重的中小学校园性侵案，不少涉事单位的反应却是能捂则捂，能拖就拖。例如，去年岁末，南昌某大学女毕业生举报该校国学院副院长周某性侵案，虽然女方公布了微信对话，对话中有关领导反而劝该女生就此罢手，以免“影响该院学生的前途”等。而几天之前，针对对外经贸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薛某实施性骚扰的举报至今尚在调查之中。不过，从媒体报道来看，许多人眼中的性骚扰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法律概念，有待纠正。

　　“性骚扰”一词，本是指以性欲为出发点以带性暗示的言语动作针对特定对象实施的骚扰，通常是进行言语挑逗、肢体碰触，妨碍受害者行为自由，并引发受害者厌恶、受委屈等反应。但各国对性骚扰的界定存在差异，在考虑一个涉及性的行为是否违背本国礼俗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思维习惯及生活方式。至少性骚扰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以及强奸有严格区分。事实上，我国通常认为性骚扰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主要侵犯了被害者的人格尊严和性自主权利，造成受害人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但因为实施性骚扰行为的时间地点往往较为隐蔽，造成的后果看不见，证明起来非常困难。不可否认，这也是很多校园性骚扰事件没有下文的原因，也是一些起诉性骚扰案件败诉的原因。如2003年北京首例性骚扰案以原告女方败诉，2005年重庆也发生过女教师状告校长性骚扰，结果也是败诉。不过，如果有语言骚扰，留下了微信信息等性骚扰的对话，综合分析能够形成证据链的，则足以追究性骚扰人的法律责任。当然，这里存在一个如何改变传统权利观念以及诉讼技术(如证明标准等)的问题。因此，被骚扰方应该注意留存收集证据，以在适当的时候反戈一击。此次罗茜茜通过“HardCandy”的群聊向其他受害的女学生搜集了证言、录音等证据，多人且多种证据相结合应该也是此次举报成功的重要原因。

　　由于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自此，发生性骚扰事件的单位和有关机关受理性骚扰的投诉有了明确依据。不过，就以往高校处理性骚扰而言，当事人虽被停职调查但往往后续处理乏力，即使查实后教职被撤，但其他学术称号、学术地位难以受到影响。而此次教育部撤销陈某某的“长江学者”称号无疑是开创了一个良好先例。与此同时，从长远来看，是否可以考虑对于严重的性骚扰事件的当事人规定一个“禁职期”，在此期间不许从事相应的职业，这样做既是对本人的防治，也是对他人的威慑。校方在评定教授等职称时，应重视教师的道德水准评估，不能“学问大于道德”。当然，如果在持续的性骚扰过程中，性骚扰人得寸进尺，实施了强制猥亵，甚至性侵害行为，被害人应该尽快报警，并保留有关证据。只要报警及时，司法追责不会迟到。否则，被害人很可能会受到进一步伤害。

　　最后，此次北航事件令我想起20多年前京都大学曾经轰动一时的矢野事件。时任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矢野畅教授是著名的政治学学者，在日本乃至国际学术界都很有影响。1993年，矢野因性骚扰遭到多名女下属投诉，此事的影响逐步波及到媒体与社会，还有教授之间的辩论，直至引发了一系列诉讼。诉讼的另一方当事人是同为京都大学的中国学家小野和子教授。小野先生以其孱弱的身体挡在了众多女性受害者的最前面。官司从1994年打到1998年，最终坚韧与正义的小野一方全面胜诉。小野先生的观点至今发人深省，“做学问的人，说到底必须具备对人类生命的怜悯之心与正确的人权观，现在追问的并不是单纯的性骚扰，而是学问的根本”。矢野案后，京都大学改组了“人权委员会”，设置了校一级的商谈机构，并制作了防性骚扰的小册子。矢野案更成为法律界常常引用的案例。后来，在各大学相继设置防性骚扰谈话室，并推广至全国的企事业单位。而且，防止性骚扰要作为企业的义务，一旦发生严重性骚扰案件，单位如果没有相应处理好，就可能会被判付赔偿金。

　　北航的性骚扰事件能否也像日本的矢野事件那样，成为保护妇女权益，推动社会进步的里程碑式案件，值得大家期待。至少，在我们强调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大环境下应该有可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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