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评论员 付小为

9月18日，中科院院士朱邦芬在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微信公号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杨振宁先生归国后所做的五项贡献。通过这篇文章，外界得以对杨振宁近二十年来付出的努力，及其在推动国内物理学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有所了解。

这些年来，杨振宁始终是一个“话题人物”。然而，大部分时候，处于话题中央的杨振宁受到的关注，往往并不基于他物理学家的身份。围绕着杨振宁的诸多个人选择，许多人刚刚开始也同时完成了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全部认知，进而对这些选择随意猜测、评点，甚至语带刻薄、讥讽。

理论物理晦涩难懂，大多数人的目光投注在肤浅易读的生活庸常上本来不难理解，但当整个社会倾向于竭尽八卦地“围观”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不能不说确实是一个问题。

除了对杨振宁个人婚姻花边式的揣测，许多对杨振宁的质疑来自于他的言论。这些言论时而关涉科学发展，时而关涉国家教育，无不是一位华人科学家对国家前途命运最诚挚的表达。但与前述的八卦解读一样，经过一轮大众传播，它们收获的却是舆论群嘲。

外界的微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杨振宁晚年归国不过是养老，没有为国家奉献自己的青春不能说是爱国;另一方面对杨振宁站在国家角度，就事论事的所述立场表示怀疑，将之归为投机式“爱国言论”。这其实也反映出社会在国家认同上的两个极端。

在一些人眼里，爱国是非黑即白的排他选择。爱国的情绪、爱国的表达、爱国的行为只有唯一的，并且是他们设想的方式。一旦超脱出既定“标准”，其他任何行为或表达，都被认为不爱国，或者说不够爱国。

相反，在另一些人眼里，从国家的角度去认识和辨析问题就是盲目爱国、为国家开脱。哪怕这些思考、判断、发声诚挚中肯，也得到理性的呼应、探讨、反思，大量的时间、唇舌，最终浪费在消解话题、模糊焦点、混淆视听的争辩往来中。

这两种舆论倾向，未必针对杨振宁一人。只是从杨振宁的“舆论遭遇”里，它们的极端和异常显得更为突出了。

应当说，朱邦芬院士的文章，是从学术界层面为杨振宁先生“正名”。他让更多“圈外人”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杨振宁的工作，以及他为推进中国科学事业迈向国际领先水平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层面也能同样对杨振宁的言论，乃至其归国行为给予更为公允的评价。这不仅仅是对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应有的尊重，对其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更关系到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爱国人士及他们的爱国行为。事实上，对后一个问题的反思和改善程度，可能决定了我们国家民族未来的高度。

　　编辑：宗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