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环保部发布对28个城市的督查通报，发现一些痼疾。其中，“花式造假”再次闯入视线，部分企业在监控设备和监测数据上动起了手脚，有的偷天换日，有的暗度陈仓，有的企图蒙混过关。（5月7日《人民日报》）

监测数据造假，应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只是说，“花式造假”再次闯入视线，部分企业在监控设备和监测数据上动起了手脚，有的偷天换日，有的暗度陈仓，有的企图蒙混过关，正好应验了“只有更强，没有最强”这句话。道理其实很简单，设备上动歪脑筋，排气筒的实际截面积约有12.5平方米，在线监测仪的监测面积只能测到7平方米截面的排放量；充入二氧化碳，就可以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在线监测数据；数据上玩起障眼法，无论如何校准，监测数值依旧维持在特定范围等等如是，都算不上高尖端科学，只要地方监督部门稍加留意，都不会是雾里看花。那么，环保部发布的这些监测数据“花式造假”痼疾，又是挑战谁的极限？

极限，是微积分中的基础概念，它指的是变量在一定的变化过程中，从总的来说逐渐稳定的这样一种变化趋势以及所趋向的值。说得更为简单一点则是指最大值或最小值。显然，这里的监测数据“花式造假”，挑战的是最大极限。就如督查组所述，某地海鑫钢铁有限公司擅自关闭数据采集传输仪，数据无法传输到监控平台；某丰源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二氧化硫在线监测数据甚至为负数。稍微有一点常理的人都知道，监测数据为负数，这是何等的笑话？就算是一个正常的人，也会产生一定的空气污染，何况是一个在生产的企业？笔者不禁想问，谁给了这些企业如此的“胆气”？

无疑，监测数据“花式造假”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深思。首先，一些涉污的地方政府是否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能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彻底抛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思路；其次，地方企业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将污染治理作为分内之事，而不是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把治污责任甩给社会，以牺牲群众的环境权益来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另外，地方监督部门和所有的民众是否具有责任意识，自觉参与环境保护，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为环境保护添砖加瓦；最后，造假的成本是否过低，没有从真正意义上遏制环境数据造假的冲动。

当然，对于设备上动歪脑筋、样品上放烟幕弹、数据上玩障眼法，并非没有办法。关键是担任着日常监管责任的地方环保部门，日常执法是否真的做到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依照新环保法中将监测数据造假问题从行政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再辅以公众监督参与，此“困境”未尝不是不可破。因为，企业造假不外乎是利益驱动，撇不开一个“利”字。地方部门的监督不力，则与治污政绩、考核压力、实现环境质量达标等不无关系。鉴于此，对于监测数据“花式造假”，需要的是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少一些通报批评、约谈、诫勉谈话，多一些“零容忍”、停职、刑事责任的处理，才能提高对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的震慑力。

毋庸置疑，监测数据“花式造假”，无论挑战谁的极限，都是百害无一利的大事。地方经济发展无极限，但环境污染有底线，环境一旦污染，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切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别因为一点蝇头小利成为千古罪人。

稿源：湖北日报网

作者：鱼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