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出版商施普林格决定撤稿SCI杂志之一《肿瘤生物学》的107篇造假论文，这些论文发表于2012年到2016年之间，全部来自中国学者之手，创下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数量之最。而媒体对这107篇造假论文追踪溯源，整理出一份多达524人的中国学者姓名、供职机构以及所在科室名单。（网易新闻4月23日讯）

施普林格毫不留情地撕下了中国学术界的一层虚伪的面纱，暴露出了长久存在的几处弊端。

其一，学术不端。近年来，论文抄袭现象屡禁不止。2017年3月，长春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田雷就读博士期间论文抄袭被免职；2017年4月，由于毕业生论文基本均未达查重标准，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财会系发文通知所有2017届毕业生返校集中撰写毕业论文……

一直以来，在种种学术不端面前，民众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却忽视了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怪圈的事实。似乎施普林格事件一出，大家才惊觉：“原来丢人已经丢到国外了”。

信息爆炸时代，海量资讯的可获取性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却也给了很多“有心人”可趁之机。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其对于学术不端事件最严重的后果即“通报批评”。学术不端的成本之低，进而助长了造假的不正之风。学术能力不够，抄袭来凑。其后滋生的第三方论文润色、代投、代写服务等灰色产业链，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随着人们的需求野草一般生长着。

尽管本次论文撤稿事件中的学术不端的主要原因是尚不为众人所熟知的同行评审造假，我们甚至无法否定涉及造假的论文是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的可能性，但如此类事件般的学术不端，却不能够成为民众忽视的理由，更不能付诸民众一声“可以理解”的笑谈中。

其二，科研与职称挂钩的不合理评审体制。

追踪本次事件的舆论，对于医生职称评定的体制的吐槽遍布网络，甚至有许多民众以此原因，对此次事件中的违规者表达理解与支持之情。“论文发表与医生切身利益直接挂钩，逼迫临床医生走上弄虚作假道路”，“一千台手术比不上一篇SCI”等说法随处可见。

话语虽然有夸张之处，我们也必须首先明确学术造假绝不能与体制弊端相裹挟这一原则，但其中披露的医生评审制度的弊端仍然需要引起我们的深思。

施普林格撤稿事件中揭露的524名医生，许多都是所在科室的主任医师，甚至是所在医学领域的佼佼者。他们的临床能力或是学术能力都不尽相同，但却都同样遭受着论文与职称挂钩的巨大压力。近日热播的《外科医生》中，白百何饰演的医生临床能力出色，却因文章不够而与副高职称差之毫厘。这也反映了临床工作与学术科研之间的部分冲突。

忙碌于门诊手术，没时间做实验搞科研，但到了职称评定时却未能满足硬性条件，而职称往往又与医生的一系列待遇挂钩。诚然，“用”与“研”未必不能兼有，但面对一心治病救人的医生，又何苦将其一味框定在论文的死规矩之中？鼓励医生多样化发展，专精科研或是专精临床，实质上都在创造社会价值，服务人民大众。多样化发展下的多样化规则，给医生更多空间，不必以职称约束强求其临床与科研能力的面面俱全，在职称评定方面寻求更实事求是、符合实际需求的规则。更宽松的学术条件下，我们期待“注水”的论文少一些，精心雕琢之作更多一些，才能让医学界乃至学术界真正地百花齐放。

学术创新本该是自然之举，功利化的社会环境却催生出了这把双刃剑背后的诸多阴暗面，542名医生造假名单背后，暴露出了黑白之间灰色的深渊。好在我们还有些许坚持，不破不立。反思之后，必有回响。

稿源：湖北日报网

作者：张蒙（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