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府日前出台《关于建立完善信用联合奖惩制度加快推进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的严重失信主体，实施限制出境、购买不动产、乘坐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等措施。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务员在履职过程中，因违法违规、失信违约被司法判决、行政处罚、纪律处分、问责处理等信息将纳入政务失信记录。（4月27日《北京青年报》）

《意见》一出，醒目的自然是“信用”和“奖惩”。信用，即诚信，乃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是从小便接受的思想道德教育。如今“信用联合奖惩制度”的出现，仿佛是对社会人进行的一大考核，以检验“教育成果”。那么失信行为是否会如预想一般减少，还是会刺激人们“应试”？

“信用联合奖惩制度”将精神文明“具象化”，实为物质化。从《意见》的鼓励机制来看，对诚信典型和连续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的行政相对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实施便利服务措施，如支持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发“税易贷”、“信易贷”、“信易债”等守信激励产品，使守信者获得更多机会和实惠。初衷尚佳，人的诚信便能提高生活福利，然而在人口繁多、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中，这样的奖惩则会让假诚信、真虚伪的人变本加厉，一味为了追求“奖”而抛弃诚信思行一致的原则，“信用联合奖惩制度”便极可能成为功利心滋生的土地。

同时，“惩”的严厉程度可谓是知错能改也无用。17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指出，这是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一时失信、长期受限。这般严厉的限制确实让“严重失信者”乃至普通大众都深刻意识到一旦失信可能损失的是正常生活。那么悔改的回旋之地在何处？判刑且有缓刑之说，而此时的失信便是进行了“社会性死亡”——新闻报道世人皆知其罪、污点指责经久不息。《意见》的惩罚似乎有些不近人情。

笔者认为，制定“信用联合奖惩制度”的同时，更应加强诚信等思想道德教育。从小耳濡目染的寓言、道理无非都是理论，进入复杂的社会大学，除了自身需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外界结合实践的诚信“新课程”也应时时跟进，如从历史文化上解读传统美德，再与当下的实事对比分析，提出哪项不可为而哪项又可酌情为之，这样具有教育意义的“课程”才是从根本上影响当代人的道德水平，而不是浮于重利的表面。

稿源：湖北日报网

作者：曹欣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