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南校区及东校区近日发布“限外令”，原则上除教师、学生以及校友、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士不得入内。校方表示,此举是为了保证广大师生教学及生活安全。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副所长梁理文认为，中大此举有其合理之处，但中大不仅仅是中大的中大，也是广州的中大，中国的中大，“限外令”是下下策，应该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去应对校园管理的种种问题。(4月11日金羊网-新快报)

这是一个常议常新的话题，不仅是中山大学，全国各地差不多每年都会冒出一两所高校出来发布“封校令”，而每一次“封校令”过后，都会带来很大争议。其实，想要“封校”的大学也是一肚子委屈。中山大学因外来人员增多，进校严重干扰教学秩序，不利于校园治安，万般无奈就只好“封校”。况且，国内如北大、清华等名校同样戒备森严，加强校园治安管理，何错之有呢?

其实就像中国一样，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大学也收费，但“封校”的大学基本上找不到。而要想解决外来人员进校园导致的管理问题，看似也不算难，把管理跟上，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可能有人会说，那管理成本如何解决?既然大学是公共产品，那么管理成本就早已包含其中。况且，抱怨管理成本高不是正确态度，是在故意逃避或僻重就轻。大学校园管理本就不是什么成本问题，而是责任问题。试想，校园之外的城市中，有警察在执法，社会就相对安宁，那么，校园如果有安保人员，就完全可以应对。而且，就是给大学修了一个围墙、把大门关上，顶用吗?用一堵墙挡住别人的同时，也把自己“锁”了进去。而封闭的结果就是作为先进思想发源地的大学与世隔绝，缺乏足够养料。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很多著名的大学包括名校都没有围墙，也不“封校”。就以北大为例，当年北大开放包容式办学的一大特点，就是旁听学生众多，根本不把自己当“外人”，旁听生甚至可以拿到授课老师的讲义。有人会说时代变了，校园管理也要与时俱进，但就是再变，大学的开放包容绝不应该改变。如今，我们的大学不能说办得越来越差，但顶尖名校在社会观感上似乎不如从前。究其原因，功利化、衙门化等难逃其责，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缺少过去那种开放包容的办学态度。

也许，在大学管理者的骨子里，还是把大学当成一个体制内的“单位”来看待，而且是一个必须封闭的单位。既然是单位，就只能单位人享受其中的一切好处，从图书馆到体育馆都是自己的，就要使其与社会分隔管理。不过，从图书馆到游泳池，从草坪到运动场，再到音乐厅，都视为只能自己单位的人享用的资源，如此想法有些偏颇，与近年来国家让大学等单位与民众共享公共资源的一再倡导相背离。例如，国家反复再号召大学体育场馆应该对外开放，图书馆也尽量与社会公众分享等。而中国的大学绝大多数恰恰是公共拨款，是靠国家投资，即纳税人的钱财管理的“公立大学”，因此，大学的公共资源理应对外适度开放。

大学作为先进思想的主要发源地、前沿知识的传播地，需要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大学除了正常的教学、科研之外，也有起到对社会大众的启蒙、引领、教化等作用。如果大学遇到了管理上的一点困难，就把大门紧闭，拒绝一切外来人员入内，就显得很“小家子气”，这看似不像一所大学该有的做派。因此，只有一个开放包容的大学，才可以立足社会，才能站得高看得远，也才能吸收各种养料，使自己不断增强自身的厚度和竞争力。一个衙门式的大学，无法被大众认可，也无法走出“象牙塔”成为真正的一流大学。

　　长江网网评员：刘天放

　　编辑：宗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