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东省莱阳市多名网约车司机向媒体举报，称去年6月遭到平度市交通局与社会人员合谋的“钓鱼执法”，事后社会人员承认帮平度市交通局“钓鱼”获取报酬。去年7月27日，曾被“钓鱼”的网约车司机宋修福向平度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目前案件已进入二审。（4月4日《三湘都市报》）

这门生意，已成产业——对“钓鱼者”来说，每钓一辆，酬劳200，按周结账；对于被钓的鱼来说，笔录提前做好，签字画押就成，交了罚金走人。

在这种“钓鱼执法（罚）”的游戏中，明显呈现出“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的倾向。2016年7月，山东某电视台曾就此做过报道。在该电视报道中，平度市同安花苑小区的门卫大叔介绍说：最近半个多月，平度市交通局的执法人员简直天天都在这里蹲点等待，而且从未空手而归。这也就难怪当地交通部门“钓鱼”人员不够，竟然明码标价地与社会人员联手合谋。

案件的是非，交给司法去头疼。但“钓鱼网约车”事件本身，却透露出某种悖逆法治逻辑的陈腐之味。有几个问题，令人如芒在背：第一，平度交通部门和所谓“社会人员”究竟是什么关系？且不说什么样的社会人员闲散到可以替交通局“打短工”，想问一句的是，这种分肥式的雇佣关系，合法合规吗？社会人员当然没有执法权，却在“钓鱼”的过程中承担录音录像等取证工作，不仅诱人上当、还使出花式套路，成为交通执法的“前哨”——如此让渡公权的作为，恐怕比“临时工执法”更为恶劣。

第二，平度交通部门“钓鱼执法”之时，当属网约车属地新政博弈之期。从最终版的青岛网约车细则来看，据说“最终删除了轴距、扭矩、行李箱容积要求，还取消了行驶里程未满5万千米的里程限制”。换言之，上级交通管理部门也深谙一个道理：网约车是大势所趋，不是大恶所集。更何况，无论是解决居民出行难题，抑或是顺应新经济形态之需，也实在没必要对网约车痛下杀手。有必要追问的是，当初大面积“钓鱼执法”网约车，究竟是谁的主意、监管部门知情吗？

退一万步说，“钓鱼执法”即便在英美法系中，也都是危险的“执法圈套”，都可以成为当事人无罪免责的正当理由。这些年，在全面法治的逻辑之下，地方执法部门“钓鱼执法”事件，简直到了过街老鼠的地步。道理很简单：所谓“钓鱼”与构陷之间，并未有清晰的界限，稍不留神，执法者就成了犯法者。何况，山东平度交通部门的“钓鱼执法”中，执掌“鱼竿”的还是可疑的“社会人员”。

在网约车新政未出的当口，地方交通部门急吼吼“钓鱼”执罚，其间所暴露的心态与作为，恐怕不单单是个法理纠结那么简单。我们当记得那些未曾走远的事件：2009年10月，河南商丘人孙中界因遭遇钓鱼执法，断指证清白；2016年7月，湖南蓝山县60岁的陈作雄因被“钓鱼执法”吊死在运管所……前车之鉴并不少，而在管理网约车这个公共议题上，少数地方部门执法违法式暴戾思路，是该被究责并禁锢在法治框架里了。

稿源：湖北日报网

作者：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