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赠协调员”，是一份颇具争议的职业，突破了人们对医生救死扶伤职能的单一认知。不仅某些患者家属斥责这些特殊的医务人员“良心都被狗吃了”，而且最初不少同行也无法理解，面对他们传播器官捐献理念并争取合作机会的行为，“像赶垃圾一样赶走”。

传统的伦理观念，“死者为大”，使尊重死者及其遗体成为共识，器官捐赠无可避免地被认作亵渎死者的做法。另外，那些痛失至亲的家属也沉溺在悲伤的情绪中，失去活生生的人之后，保持死者肉体的完整成为他们不多的慰藉，实属人之常情。曾有一位死者的父母起初同意捐赠儿子的眼角膜，后来得知为了保证眼角膜的完整，需要摘除整只眼球剥离眼角膜，其母不忍儿子遗体有缺，坚决放弃器官捐赠的决定。

但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器官捐赠之变悄然发生。截至2016年3月26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已见证成功捐献10986例，救治器官衰竭患者30213名，有229144人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赠协调员”也更多地接到了主动咨询及提供线索的电话。

这样的转变固然离不开“器官捐赠协调员”等相关工作人员的努力，但和社会包容心态增强，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以及生命存续定义的泛化不无关系。更多人对器官捐赠持包容的态度，愿意用亲者的器官去挽救那些苦苦等待援助的患者，实现生命价值的最大化。同时，或许带着美好的想象，将器官植入他人的身体，被部分人视为生命某种意义上的延续，这一想法让亲属捐赠器官的意愿增强。

器官捐赠也依然存在着被家属质疑动机、信息通道不畅的问题。“只是想要患者的器官、因此不会全心全意救治患者”，面对患者家属的信任危机，“器官捐赠协调员”需要用真诚消融怀疑，相关的器官捐赠制度也应该完善以打消家属的顾虑。作为医院近年来新设立的岗位，“器官捐赠协调员”的薪酬不能遵循一般医务人员工资分配的原则，即多劳多得，不然在旁人看来，总会带有某些利益性。而“器官捐赠协调员”由医务人员担任无可非议，但治疗患者的医生和协调员要相互独立，避免同一人生前治病、死后劝捐，以照顾家属的情绪。

在互联网得以广泛应用的时代，器官捐赠采用大数据,将有效地整合潜在案例的信息，破解信息不畅的困境。“器官捐赠协调员”藉此能够及时地与家属沟通,不必无目标、地毯式地低效率搜寻，也避免错过最佳捐献时间。某些“器官捐赠协调员”建议,建立各医院ICU与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之间的信息系统，由各ICU定时向OPO报送患者信息,便是通过大数据以达到精确化劝捐的效果。

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共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4080例，捐献大器官11296个，较2015年提高近50%，年捐献量居世界第二。虽然其中有人口基数大的因素，但也表明我国器官捐赠出现了逐渐的变化，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亲属的信任，数据的采集等问题又会推动着它的继续变革。

稿源：荆楚网

作者：孔繁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