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次子去世 "文革"中曾代父坐牢两次被囚
2017-04-13 18:31:00 来源: 法制晚报

今日,观海解局记者从董必武(“延安五老”之一)的女儿董良翚(字读huī)处获悉,她的弟弟,也就是董必武的次子董良翮(字读hé),昨天在云南瑞丽因病去世,享年72岁。她难掩悲痛地表示:“我弟弟得的是白血病,有两年多了,一直在积极治疗。”

在上世纪70年代,董良翮是全国家喻户晓的知青先进典型——他在河北农村插队落户长达10年,直到父亲去世4年后才回城。

而且,他在“文革”期间两次无故被囚禁,时长达一年多。董必武说“你这是代我坐牢啊”。“林彪、‘四人帮’把我抓起来,为的是逼着父亲‘跳出来’。只要父亲‘跳’,就打倒他。”董良翮说。

  董必武次子董良翮

董必武儿女名字皆有“羽”

董必武,与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一起被称为“延安五老”。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以及代主席等职。1975年4月2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董必武和妻子何连芝一共有三个孩子。1938年3月,长子董良羽出生时,董必武觉得当时国家的工业太差,希望他们这一代人长大后,国家能造飞机,就取名“良羽”。出于这样的想法,女儿于1941年出生时,董老继续在“羽”字上做文章,取名“良翚”,意即羽毛的颜色。次子1945年出生后,得名“良翮”,意即鸟翎的茎。

  董必武一家,摄于1962年

至于这一生,董良翮曾有一段自述:“我1945年生于延安……1968年12月,父母决定送我到农村去。1979年,我离开农村,回到北京,在农机部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工作。我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学,只是在干部学院进行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训。后来,又从农机部调到康华公司,接着又到了海南,后来在广州经商。”

去年是董必武诞辰130周年,在《董必武家书》出版首发式上,观海解局记者见到了董良翚以及董必武的长孙董绍壬(该书的编者)。当时,董良翚向记者介绍:“今天我和我的很多家人都来了,由于弟弟良翮身体不好,没能来参加今天的发布会。”

  董必武之女董良翚

今天,她表示:“我弟弟得的是白血病,有两年多了,一直在积极治疗,为什么病情会突然恶化,我还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我侄子现在已经赶往云南,具体的消息马上就能知道了。”董良翚电话里难掩悲痛,对于她来说,这个消息太突然了。

据悉,董良翮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4月16日上午10点在芒市殡仪馆举行。

他曾被树为知青先进典型

2009年3月,《贵阳日报》曾刊登董良翮接受鲁豫采访的内容。

当时,他谈到与父亲董必武之间的关系说:“我父亲对我哥我姐比较严厉,对我例外,对我最宽容。我记得没上学的时候,我可以到他的办公室随便翻,把他的印章镇纸摆到地毯上,像开坦克、开汽车那样推着跑,玩他的眼镜盒,把眼镜盒的线都撑开了。我哥哥姐姐绝对不敢这么做,我可以。他有时很晚回来,我也不回自己房里睡,就在地毯上睡觉,等他回来。”

  董必武与董良翮,摄于1946年

据《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16年第9期),即便父子如此情深,待到1969年,董良翮高中毕业,还是面临就业难。当时董必武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要安排孩子去部队或工厂不是什么难事。但董必武的态度十分鲜明:“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

按照父亲的要求,董良翮报名下乡,被安排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

这一干就是10年,他虚心向农民学习,争着干苦活、累活,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被树为知青的先进典型。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详细报道了他的事迹。一时间,他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有关他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干部的后代”。

  2010年,董良翮回河北插队地

正当此时,却传来父亲患上肝癌的消息。1974年,董良翮请假回京,来到父亲身边侍奉,前后陪伴了半年多的时间。1975年3月5日为董必武虚岁90诞辰,此时他已沉疴不起。4月2日,董必武病情恶化,在北京逝世。4年后,董良翮才离开河北农村回到北京。

代父坐牢:“文革”中两次被囚

去年7月,董良翮的姐姐董良翚曾接受观海解局记者的专访。她表示,父亲曾说起次子在“文革”中两次无故被囚禁,“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

后来,董良翮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整人的手段因人而异。对我父亲,因为无权可夺,便对他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他们把我抓起来,为的是逼着父亲‘跳出来’。只要父亲‘跳’,就打倒他。但父亲就是不理他们那一套。”

  董必武与女儿董良翚、次子董良翮

至于两次被囚的经历,董良翮在接受采访时曾有详细叙述。

1966年12月的一个夜晚,董良翚接到父母从广州休养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接到中央通知,要董良翮去公安局投案自首、交代问题。

第二天一早,董良翮在姐姐的陪同下,骑着自行车投案。他检讨了自己自“文革”以来的一些行为……说完,公安局的人让他回家。董良翮原以为这一切都是误会。然而,1967年1月4日凌晨,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他立即带牙具去投案报到。21岁的董良翮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牢狱生活。

“当时关了两三百人吧,都是学生,还都是我们这些各个学校的头,大部分还是干部子女,都在里头。”董良翮说,4月22日他们才获释回家。经过此事后,董必武的耳朵聋了,身体明显也差了。那一年他变化很大,像个分水岭,对他的打击挺大的。“他最后说,我是为他坐的牢。”

  2010年,董良翮回插队地激动落泪

1968年3月下旬,董良翮准备入伍,谁知就在此时,他再度被捕入狱,一关就是半年多。两次加起来有一年。

说到第二次入狱的感受,他表示自己被关在单间,精神压力大。“单间比群间还恐怖。几个月都没人理你,每天能听到监狱外的喜鹊叫,就非常高兴,觉得还有一个声音能传进来,是这种感觉。有一次我烦了,一拳打到墙上,整个手全都在流血,破了,但没有疼的感觉。”

儿子再次入狱,父母无能为力。董必武的耳朵更聋了,步履也有些蹒跚。他作了不少诗,写在整张报纸上,内容都是关于儿子被捕的。为了不被人认出来,字就横着写、竖着写,大字、小字拌和着写,把整张报纸涂成墨色。直到1968年年底,在没有作出任何结论的情形下,董良翮被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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