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网约车新政实施已有半年。近日，广州市公共文化观察室举办了广州市网约车新政实施效果专题研讨会，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及相关律师、专家，对网约车新政实施情况提出建议。研讨会还发布了《广州网约车新政实施效果评估报告》（下称《报告》）。（《南方日报》6月19日）

广州网约车新政实施半年，意味着无论是网约车市场还是乘客，已完成了对政策的磨合与适应。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探讨和总结专车新政的实施效果，比较恰当，也很有必要。

《报告》显示，由于车辆、司机减少，市民“打车难”“打车贵”卷土重来。调查数据显示，在早晚高峰用车期，广州市民呼叫的平均等待时间增加了一倍，超过四成的乘车呼叫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车辆的接单距离和时间也大幅度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平均等待的距离超过1.5公里，上涨了35%。而车辆、司机减少，除了网约车平台的补贴下降，显然也与新政抬高了网约车的入场门槛、限制了网约车的市场供应，有直接关联。

据广州市交委通报，截至2017年6月8日，广州已核发网约车驾驶员证2467张；接获网约车车辆运输证申请9853宗（以注册网约车司机数量50万人计算，申请比例不到2%）。随着新政的逐步落实，将有更多的网约车退出运营，“打车难”“打车贵”的趋势或进一步加剧。

由于网约车等待时间和接单距离的延长，迫使一部分乘客重新选择出租车。比如，广州出租车日均客运量从最低点的154万人次，回升到目前的171万人次。但出租车显然无力完全消化因网约车新政所转移的社会出行需求，同时还面临着服务质量下降的隐患。就在近日，广州市交通执法部门向媒体通报了对出租车违章行为的查处数据，2017年至今，广州共查处各类出租车违章4868宗，与2016年同期相比增长67.2%。出租车违章数量的大幅提升，除了管理松懈的原因，部分网约车司机因不符合新政要求，以“非编”的方式加入出租车行业，以及网约车所带来的市场“鲶鱼效应”下降，恐怕也很重要。事实上，出租车违章总量中“非编”司机违章查处量占比最高。

由上述情况可知，网约车新政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乘客的出行方式变化，到网约车市场供给，再到出租车市场的规范，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启示对网约车新政社会效果的评价应有“全局观”。对网约车的高门槛设置，主要是基于安全考虑，但正如专家所指出的，对安全的保障，完全可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而不必过度依赖于准入门槛。比如，对司机自身品质的考察，可以由金融信用信息系统与公安身份管理系统与第三方平台对接，进行信息的共享识别；运输车辆车况的安全应当由公安车管部门的年审系统与第三方平台对接，进行信息共享识别；司机驾驶过程和行为的安全问题，可以通过对行驶过程数据全程采集（包括人脸识别等）以及乘客意见采集进行确认。

网约车新政引发连锁反应，广州并非特例。一些地方因为对户籍、车牌、排量、轴距等作出严格限制，“打车难”“打车贵”都有重新出现的迹象，“黑车”也变得多起来，不仅乘客出行需求和用户体验受到影响，市场的管理成本也随之提高。在评估网约车新政的社会效果时，只有将这些因素综合考虑，才能得出更为客观的评价。随着网约车新政与市场磨合期结束，各地有必要审视网约车新政到底给民众出行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民众又真正享有了多少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