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晓

一年一度的高考总是牵动着千万个考生和家长的心。

每一个走过考场的人，回忆起当年挑灯夜读的时光，都会感慨万千，因为那段经历沉载着我们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

历史轮回，角色转变，为梦想而拼搏的勇气与精神不变，只是主角已悄然变换。

今年那些在考场外翘首企盼着儿孙走出考场的家长，也许正是当年意气风发步入考场的青年男女。

作者的大学照。（摄于1961年）

想起60年前高考入学的往事，尘封半个多世纪的记忆依然那么清晰，虽然没有当今高考那种壮怀激烈的场面和跌宕起伏的传奇，那些琐碎往事或可印证世事的沧桑和时代的进步。

（一）

1960年7月，17岁的我作为武汉市第一中学毕业生，参加了当年的高考，被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录取。

武汉一中创建于1931年，是武汉市的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学校。

学校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前进四路和民主一街的交汇处，距离繁华的江汉路不远，这里聚集着武汉地区一批教学水平很高的名师。

在那个年代，武汉一中是全省赫赫有名、首屈一指的湖北省首批重点中学。

我上初中就是一所男子中学，到了一中，同样是不招女生的单性别学校，所以，人们都把我们武汉一中就做“一男中”。

校园里不存在男女学生混校产生的那种青春微妙的心动，也不可能出现那种幼稚懵懂的的早恋，学校不需要因为男女同学在一起而强调学校的规矩和纪律，家长也不会因此而对子女产生焦虑，校园内充满着男生特有的活力与蓬勃向上的阳刚之气。

当年一中的学生没有住读，全部是走读。那白底红字长方形的“武汉市一中”校徽，无论上学走在街上或者去亲戚家做客，我总喜欢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佩戴在胸前，时间久了，上衣上有很明显的两个窟窿。

戴着校徽走在路上，油然有一种自豪和荣耀感。看着别人一个羡慕的眼神，听到亲友一句平常的赞美，足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时而也忍不住沾沾自喜地低头欣赏一下胸前校徽上的“武汉市一中”几个大字。

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梁骏吾、李德群等都是五、六十年代武汉市一中的学生，我们班的班长王少阶，曾任湖北省副省长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武汉市一中全体文工团员合影。（摄于1959年3月）

不知道当年的一中是按年龄还是按成绩分班的，只知道我们高三（2）班和高三（1）班的同学年龄都偏小，好几个同学毕业时才16岁，这两个班也是全年级学习成绩最好的两个班。在每次学校组织数学竞赛中，我们班都是第一名。

其实，我们的老师对同学管得并不是很严，可全班同学个个都勤奋努力，自觉好学，有着自律自强的品质，在省市的学科竞赛中经常获奖，教室的后墙上挂满了各种奖状。

那时候，一中的乒乓球、篮球、足球、田径在全市闻名遐迩，文艺活动在武汉市的中学中也是声名远播，我高二的时候进入一中的话剧队时，还经过朗诵和即兴表演等严格的考核。我们话剧队表演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和诗朗诵《钢铁颂》都曾在武汉市业余文艺汇演中获得大奖，队长毕业后就被西藏歌舞团录取。

一中的学生是男生，校长却是一位女校长卢世璋，出席过全国文教群英会。她秉承毛泽东同志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的思想，十分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反对“死读书”，既重视教书，又重视育人。

我们的学习都非常自觉，十分刻苦，经常主动寻找一些课外的难题来相互探讨，到了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还不想离开教室，她就让班主任到我们教室来，把同学们“赶到”运动场。

武汉市第一中学的老校舍一瞥。

武汉市一中是一所师资力量很强的中学，有我省著名的数学教师马以驯等一批有不少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老师们的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学校有一些教学水平很高的老师被错划成了“右派”。我们的平面几何、代数（当时我们高中的数学划分为代数、三角函数、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等四门课程）和外语老师都曾经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们对教学却都非常认真负责。

比如，教我们代数的江仁俊老师是学校第一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老师，他的课讲的特别好，虽然上完课以后还要去菜地（当时将学校操场改的）或校办工厂劳动，他批改作业却一丝不苟，凡是同学作业中的错误和不够严谨的地方，他都一字不漏的予以更正，并且用恭整的字体加上批语，指出错误的原因。

在“文化大革命”前，武汉一中的教学质量一直在湖北省名列前茅。

2012年，我们班十几位同学专程到离校40多年的卢校长家中进行了拜访，90多岁高龄的她仍然精神饱满，思路敏捷，对当年的人和事记忆犹新。

2012年4月12日，我们班部分同学专程看望老校长卢世璋。

高考前的冲刺阶段，本来学习是非常紧张的，但是为了同学们的全面发展，学校的文体活动从未间断。

我是学校话剧队的，在课外活动时间我们照常排练节目，学校还经常举办各种体育比赛，如篮球、乒乓球、劳卫制等级测评等。

当年武汉一中的校园环境虽然一般，教学质量能够鹤立鸡群，靠的是优秀的师资与良好的教学理念，注重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而不是一味地死读书、死做题。

（二）

那时的高考志愿填报时间，与现在完全不同——不是在考后，而是在考前。

这让许多考生十分为难，填低了怕“高分低就”，自己吃亏；填高了又担心“一滑到底”，名落孙山。

高考志愿的填报一般都是学生自己决定，家里人也给不了什么意见。那个时候每家都好几个孩子，顶多问问家里的哥哥姐姐。

志愿表按理工、农医、文史三类来填报。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影响下，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一般都报考理工类。

志愿表的填写也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因为能选的学校很少，我记得好像只有12个。

在填报志愿时，班主任再三强调最后一项一定要填上“服从分配，服从调剂”，否则成绩再好，也很难被大学录取。

在高考之前，学校召开了动员大会，全年级一共8个班的同学全部参加。在会上，校长告诫我们要以平常心对待高考，叮嘱同学们沉着应战，大家要以优异的成绩向祖国汇报，为母校争光。

那时的高考可以说是一片清净的时空，所有的一切与平常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完全不像现在这样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连跳广场舞大妈都为此关闭音响停止了律动。

那时的高考，既没听说过什么高考补习班，也不见各路商家的励志T恤、补脑保健品等“高考神器”；既没有所谓的“状元房”，也不存在寄托着考生及家长祈愿的“高考祈福”热。考完最后一门，走出教室，也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一切跟往常一样。

1960年全国统一的高考时间是7月20日至7月22日。

高考的前一天，班主任发给我们准考证，再一次嘱咐我们不要紧张，争取考出好成绩。

考场就是我们本校的教室，两个考生共用一张长条形的旧桌子。

每个考场都有两个老师监考，考试前，监考老师拿着一大把试卷走了进来，接着宣布考场纪律和注意事项。

随着考试的铃声响起，监考老师开始从前向后一个个考生发放试卷。

在考试过程中，同学们都十分自觉，尽管两个考生并坐在一起，谁也不会左顾右盼交头结耳。

两个监考老师都是我们不认识的其他学校派来的老师，他们时而来到考生的桌边，查看一下准考证，时而侧身看看同学们的完成情况。考场里寂静无声，只有钢笔尖在试卷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记得高考那天的早上，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的起了个早床，给我做了一个米酒鸡蛋花和在街上买来的油条。

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并不好，在那个鸡蛋要凭票供应的困难年代，那是我在家吃的最好的早餐。

我知道此时无声胜有声，这里寄托着母亲对我的无限期望。

我们家有七兄弟，母亲常对我们说：“只要你们努力学习，家里再苦，也要想办法供你们读书上大学”。事实上，在每年开学之前，她总是偷偷地去卖血，供我们交学费。

7月中旬的武汉，太阳像个大火球，炙烤着大地，考场是一个普通的教室。一张长条课桌坐两个考生，暑气熏腾着肃穆的考场，条件简陋教室里没有电扇，更谈不上空调，也用不了扇子，窗外送来的也是一阵阵热浪，坐着不动都是汗流浃背，考生们却一个个只顾埋头答题。

有的考生小心地将一块方布垫在腕下，深怕汗水弄湿了考卷；有的考生为了防止汗水流下，弄脏了考卷，还得不停的用手抹去额头上的汗水。

那个年代的学生，思想比较纯真，在三年困难时期，生活中吃过很多的苦，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为了这个学习的机会他们不怕吃苦奋发图强。

在那个年代，无论是教学条件，还是吃的、用的，与现在相比，都有着天壤之别。

然而，我却没有听说有人考试作弊的事，因为那是很羞耻和见不得人的事。

（三）

我报考的是理工类，考的科目是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和政治。

语文的作文题给我的印象比较深，那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在劳动中受到的锻炼》和《大跃进中的新事物》两个题目中任择一题。

我选择的是第一题《我在劳动中受到的锻炼》。因为我们那届高中毕业生是1957年入学，经过了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又常常到农村参加春耕、夏收、秋收等农业劳动。毕业之前还参加了武汉到丹江的汉丹铁路的修建工程，我们来到了位于东西湖辛安渡的工地，同学都分别住在当地农民的堂屋里，睡在铺上稻草的地上，天不亮就起床。我有一次漱口时，由于天太黑，还差一点把粪坑当做水井。我们每天挖土、挑土、打夯工作超过16个小时。为了将泥土运到四五米高的路基上，我们班的同学还自己制造了一个通过转轮旋转带动绳索把箩筐向上拉的运土工具。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非常崇拜老一辈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每一次在校外参加劳动大家都是争先恐后你追我赶。

由于自己对于在火辣辣的阳光下夏收以及寒冬下修路的场景刻骨铭心、记忆深刻，写起来还是比较得心应手，自我感觉良好。

其他学科考的什么记不清了，但是总的感觉是无论数学还是物理、化学，题目都不难。

由于武汉一中对学生学习要求比一般学校要高，当时我们的许多课程都超出了教学大纲的要求，比如俄语，学校经常请外籍教师来学校与同学们交流口语，实际上已超过了大一的水平，所以在考场上很轻松。

学校还让俄语学习较好的同学与苏联的中学生交朋友，彼此互相通信、以增进中苏友谊和提高我们的学习兴趣。我的苏联朋友是个莫斯科的女中学生，她的年龄比我小两岁，但是看起来却比我大多了，大约有20多岁。我们交换照片，还相互赠送明信片等小礼品，我给她的照片是小一寸的，她的照片却比我们大好几倍，他还寄给我一本精装的诗集。

由于高中阶段俄语学习的超前，在大学一年级时，有的同学就被老师给予“免修”的待遇。我在“华工”上大三时，在全校俄语统考中顺利过关，成为全校24名开第二门外语（英语）课的同学之一。

当年的高中毕业证书。

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先进的网络，所有的一切文件都是纸质的。

我们除了要填写报考志愿的《报名登记表》、准考证（经统一编号、盖章后再发回考生，考试时放在桌子的一角）外，每一个人都要在一个统一的空白信封上写好自己的通讯处和姓名。一旦被大学录取，就用这个信封来封装盖有被录取的大学印章的《录取通知书》，信封上都盖上“邮资总付”的邮戳，统一寄给被录取的学生。

录取通知书也只是按普通的印刷品邮件寄发，由邮局的邮递员直接投送到各家。那时社会风气好，虽然不是挂号信，也没听说《录取通知书》丢失的事情。

当年的学生家长通知书（包括学习成绩与班主任评语）。

（四）

那些年，大学的录取并不只看高考的成绩。

能否被大学录取和被什么样的大学录取，家庭出身很重要，而班主任对考生的政治方面的鉴定则是关键。

我们班53名同学，大学录取率95%。

那时，上北京的高校和军事院校对政治条件要求比较高，年级团总支书记本来被保送北京医科大学，后来又被录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班级团支部书记被北京钢铁学院录取，团支部委员录取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班长被清华大学物理系录取。

华中工学院虽然比不上北大清华，但也是高教部直属的重点高等院校，这所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大学，教学设施和学风有口皆碑。

我个人觉得自己的动手能力比较强，所以选择了工科院校中实力较强“华工”的机械专业（那个年代人们都把“华中工学院”简称为“华工”）。

当年我们一个班被“华工”录取的同学一共有10个人，其中不乏在一中时，全校的数学成绩最好的尖子生黄同学。大学毕业以后，刘正林、刘启国两个同学留校教学，后来都成长为在卓有成就的博士生导师。

原武汉一中高三（2）班同学在华科大图书馆门前合影。（摄于 1963年10月）

（五）

上世纪六十年代，除了我们这一届大学招生人数多一些以外，其他年份的招生人数大都只有十几万人，1960年全国的高等院校只有1289所，重点高校64所，高考录取率最低的年份1962年为24.3%。

不过，那时候各个大学在农村和山区中招生的比例比较高，大学里农村来的同学超过六成，我们班34人，从大中城市来的同学有11人。

当年的高考，能考上大学都是“凤毛麟角”，都是百里挑一，一个家庭里能出个大学生，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生被人们誉为“天之骄子”。

在当年，高考确实改变个人的命运，特别是从山区和农村来的同学，因为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上大学不用交学费且毕业包分配，在校时还可享受助学金和公费医疗，毕业后的工资也明显高于同龄人在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资。

考生一旦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将来是国家的人，吃上“商品粮”。

而落榜生的命运就很难说，城市的学生还好一点，农村的学生由于户口的限制就只能在家务农了。

（六）

当今，高考之所以被如此重视，是因为高考被赋予的意义太多了。其中，包括人们最看重的高考改变命运。

看看现在的考生，压力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我们，不仅生活上没有更多闲余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精神上也经历了巨大的压力，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全都用在读记各种知识点和练习做题上。一个个白天埋在大堆的学习资料里，晚上淹没在LED的灯光下。

梅兰芳9岁拜了一位名师吴菱仙，学艺确实改变了命运，殊不知梅兰芳却只是吴菱仙众多弟子中的一员，为什么只有他能成为世人景仰的京剧艺术大师？归根结底在于他的自身素质。

人的一生中，改变命运的因素很多，高考只是其中之一，最重要的还是人的综合素质。

相比几十年前，如今再也不是高考决定个人终生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