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春华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春华频道”

近年来，国内屡次传来美国大学更新申请系统和调整录取标准的消息，特别是有关所谓“藤校”的一举一动更是备受瞩目。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学生申请去美国一流名校读本科，有关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录取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牵动中国家长和学生的神经；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国内相关人士对于进一步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期待，特别是希望通过借鉴美国大学招生的“整体性评价制度”，为破除中国教育的“唯分数论”魔咒提供一定的启示。

2017年5月，由美国顶尖私立高中组成的MTC联盟推出的A New Model即是最新一例，其实影响更大的是2015年9月创建的CAAS（Coalition for Access, Affordability and Success）平台。[1]所有这些系统的研发者都希望借助最新的互联网技术，通过真实记录学生成长历程中的点点滴滴，弱化标准化考试分数，强化能力素养评估，颠覆传统的评价模式，为美国教育改革注入新的活力。这些令人称道的努力因为戳中了家长对应试训练的痛恨以及对过程性评价的向往等痛点而尤为中国人所关注。然而，根据我对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录取制度的了解，这些目标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或者说，未来美国大学招生录取将主要取决于这些“能力档案”，现在就做出这样的判断恐怕为时尚早。

一、美国大学招生的稳定性

美国大学招生录取的稳定性极强，无论是申请系统还是录取标准都不会轻易做出调整。一方面，招生录取是大学最核心的事务。选拔什么样的一届学生进入大学，决定了大学今后的地位和命运。一所大学的招生使命、理念、目标、标准、路径和体系往往要历经数十年的研究、实践和积累，经过各方力量的博弈、平衡和妥协，才能确立成型。形成不易，更改自然更加不易。以哈佛大学为例，在其四百多年的历史上，真正具有颠覆意义的招生改革不超过四次。[2]另一方面，美国大学——尤其是顶尖大学——的招生录取并非仅仅是大学的自身事务，而是会对美国社会和文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事实上，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和壮大，直接受益于大学的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大学的招生录取。在美国，不仅仅是家有考生的家庭关注大学招生，更重要的是，知识界领袖、政治家、社会精英、媒体等更有力量的个体和群体都在紧盯着大学招生。顶尖大学的招生录取，是美国上流社会的重要事务，可以牵动总统、最高法院大法官、参议员、众议员、大学校长、著名教授和“脱口秀”主持人等社会名流的神经；任何关于招生录取的微小变化，都会引发社会舆论的巨大关注。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大学必须给社会以稳定的预期，帮助人们做出理性的判断。未经深思熟虑而草率变更的录取政策，除了会被批评家的口水淹死之外，恐怕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

当然，美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善于反思。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教育体系，却始终在遭受自己人最严厉的批评，并且在批评声中还能不断发展壮大，也算是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葩。事实上，关于SAT和ACT等考试的局限性及其对教育产生的不利影响，自它们诞生以来，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的确也有一些“不安分”的美国人试图调整入学申请系统，但这种调整是否意味着美国大学，特别是美国顶尖大学就此改变入学申请系统，却也未必。原因其实很简单。对于大学而言，采用每一个申请系统都意味着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大学才可能更换申请系统。而且，从管理的角度来说，使用一个申请系统也更为有效，除非原有的系统出现故障。比如，曾经帮助构建美国大学“通用申请”系统（Common Application）的Joshua J. Reiter于2007年建立了一个新的“普用大学申请”系统（Universal College Application）。开始参加的大学曾达到80多所，并且不乏一些顶尖名校，但后来一度降到了32所，主要原因就在于采用两套申请系统增加了大学的管理成本。近年来，由于“通用系统”的故障问题，普林斯顿等几所顶尖大学又重新加入了“普用大学申请”系统。[3]

中国家长特别关心大学招生政策的变化，喜欢根据政策的变动调整孩子的行为。事实上，即使是中国大学的招生政策也不会轻易变动——我曾经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顶尖大学的招生录取绝非一条条清晰明确的政策，而是一整套“不足为外人道”的非公开制度。具体的政策可能容易变化，但系统化的制度要做出改变就会非常困难。对于大学招生，学生和家长看到的只是窗口。当他（她）们发现窗口形状和装饰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就以为房间内部的加工遴选过程也会随之变化，这其实只是利益相关者的神经敏感和想像。美国顶尖大学历经数百年形成的招生录取模式，不可能也不会因为一个新的信息采集系统的引入而发生多大改变。所有新诞生的申请系统唯一试图去做也只能做的事情是，一方面帮助大学去发现、接触一些原有申请系统可能触及不到的学生；另一方面，使申请者相信，这个颠覆性（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的新系统会帮助他（她）更方便地申请到更适合的大学。坦率地说，这两方面所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有限。因为真正的大学招生录取并不是由申请系统决定的。

二、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美国大学的招生录取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录取是对人的评价和判断。在做出判断时，科学是必须的；但在更多的时候，艺术、审美甚至直觉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越是顶尖大学，其招生的技术性越低，艺术性越高。大学的招生官，就像是一场冰上芭蕾比赛的裁判。选手们的确需要做出一些通用的规定性技术动作来满足要求，但是，区分出谁是真正优秀的选手而谁不是，依赖的是评判者对美的艺术追求和直觉把握。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顶尖大学的招生一方面看上去并不复杂，一言以蔽之，“整体性评价”；另一方面，却又扑朔迷离，无迹可寻，因为这就是艺术的本质。想一想中国的书法艺术。对于最顶尖的书法家来说，一幅作品的元素极其简单，无非线条而已；但这些线条所传递出的情感、韵味、意境和气象，却令人荡气回肠，产生无限遐想。招生也是一样。在哈佛、耶鲁这些顶尖大学的招生官看来，寻找和发现与大学使命相匹配的未来领导者本身就是一件充满了挑战和想象力的工作，可能性无限，魅力无穷。这才是大学招生最根本的价值追求。与这些终极价值相比，招生技术上的变化只不过是些雕虫小技而已。

三、学业成绩的重要性

无论大学的招生录取标准如何变幻，学业成绩仍然居于中心地位。对于大学招生，中国家长往往习惯于二元思维：要么按成绩录取，要么不按成绩录取。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从历史上看，美国大学之所以采取综合评价录取制度，并非出于“整体性评价”优于单一考试评价的比较，而是为了抵御所谓的“犹太人入侵”，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体性评价”不在意学生的学业成绩。恰恰相反，任何一所顶尖大学无不将学业成绩置于招生录取的中心地位。大学是学生学习人类文明，探求知识真理的地方。不具备超强的学习能力，无法胜任大学的学习生活，是不可能被顶尖大学接受的。

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的印象中，美国顶尖大学是不在意学业成绩——似乎越是顶尖大学，越不在意学业成绩——的呢？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的确有相当数量的SAT或ACT满分学生被拒绝，但并不是因为这些大学不喜欢满分学生，而恰恰是因为，申请这些大学的满分学生太多了，远远超过他们的招生数量，以至于不得不拒绝其中的一部分。事实上，当顶尖大学拒绝了一部分SAT或ACT满分学生的同时，他们也招收了更多的满分学生。其次，美国顶尖大学所看重的，并非SAT或ACT等标准化考试成绩，而是高中学业，特别是AP等荣誉课程的成绩。2013年美国大学招生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s Counseling，简称NACAC）对全美大学招生办公室的调查显示，在所有的大学招生指标中，AP等大学预备课程成绩、中学学业和标准化考试成绩的重要性位居前三位。[4]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学业成绩始终是大学招生录取时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但这一点常常被中国家长忽视了。第三，美国顶尖大学的确在中国招收了一些即使平时学习成绩看起来也并不突出的“学渣”——可以想见他（她）们的高考成绩会有多么糟糕。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考试评价体系更偏重于考察学生对于知识点的重复性记忆、快速准确的反应和谨慎细致等维度，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反映出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特别是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它也和这些大学的国际招生策略相关——他们招收国际学生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生源的多样化。美国本土的成绩优秀学生太多了，不需要再从中国等地招收具有同样特质的学生。

四、结语

我的判断是，短期内美国顶尖大学的招生录取标准不会发生大的改变。至于申请系统，只不过是为招生录取提供便利服务的技术而已，更不会产生根本性的作用。历史上，大学招生机构是最早拥抱技术变革的。刚刚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学就已经开始在招生过程中广泛使用计算机、手提电脑、电子邮件等新技术和新设备传输文件、信息和管理数据。[5]2017年6月，10名在Facebook上发布不当言论的新生被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取消了入学资格——尽管只是事后的纠正，却也彰显了互联网技术对大学招生录取的巨大影响。但是，所有这些情况并不意味着，美国顶尖大学的招生录取模式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辅助性工具，它们只是帮助招生机构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罢了；判断的标准和过程，仍然是这些大学秘而不宣的“黑箱”。

未来真正影响大学招生录取的根本性变革可能来自人工智能。这将是大学招生史上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前两次分别是考试和“整体性评价”。比如，通过将真实的人置身于虚拟环境中解决真实问题的方式来对学生做出评价，等等。也就是说，场景是虚拟的，但问题是真实的，因而，学生的能力和潜力也将在面对真实问题时得到真实的呈现。这将对现有的教育评价模式产生根本性的颠覆。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人类仍然未能完全解决一个教育上的难题：学生学习的是过去的知识，但他（她）们要面对和解决的是未来的问题。二者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对于这一难题，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可能提供有效帮助。在这方面，目前全球最顶尖的教育评价机构ACT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而消费品巨头联合利华在全球的员工招聘中业已使用了人工智能的最新成果，获得了巨大成功。[6]

（感谢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支持。哈佛大学中国区资深面试官汤玫捷女士、中国科学院人事局杨大伟先生对本文初稿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与参考资料：

[1]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jeannie-borin/what-is-the-new-coalition_b_8259866.html

[2] 殖民地时代的哈佛大学，其使命是培养牧师和神职人员，招生的对象是有钱人的子弟；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为了满足工业革命对各类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哈佛开始通过考试录取学生；20世纪初到60年代，为了抵御“犹太人入侵”，哈佛发展了一整套不依赖于考试成绩的“整体性评价”录取制度；20世纪60年代至今，以“需求无视”和“平权行动”为主要特征，哈佛招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3] 感谢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常桐善博士提供的资料。

[4] Melissa Clinedinst，2014 State of College Admission,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 2014, P27-29.

[5] Ron Ancrum, The College Application and Admission Process, The College Boar 1992. P41-42. 中国大学的情况与此类似。曾任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的初育国博士回忆，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只有两部独立电话（其他电话均须由总机转接分机）。一部在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另一部在招生办公室。这两部独立电话可连接传真机。招生办公室也是最早使用移动电话（大哥大）的机构。

[6] http://smart.huanqiu.com/ai/2017-06/109190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