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要去和一个人谈判，你被安排到会议室等候。房间很干净，没有什么杂物。桌面上有一个烟灰缸、一支笔和一张白纸。椅子摆放得很整齐。会议室里有一台电视机，电视机下有一些杂志。基于此，你觉得将要和你谈判的这个老板是男的，还是女的？”这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管理类课程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学生真的很关心最终答案：这个老板究竟是男还是女？ 但是，美国老师说：是男是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分析的过程。

如果在中国的学校里，这个老板的性别一定能确定。有确定的答案就一定会证明班上一些学生对了，另一些学生错了。对与错——对中国的学生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让我们对结果有着一种水到渠成的执念。

上海2017年的物理等级考结束后，学生普遍对一道题目的设计表示惶恐，其有如下选项：A.左高；B.右高；C.等高；D.不确定。在理科学习中往往存在“是与非”的界线，这种选项很少遇到，但答案恰恰是“不确定”。场外的家长议论此题时，都表示，若是自己，很可能不敢选“不确定”选项。因为家长接受教育的时代，更是对知识下定论的被动接受时代，以学习“是什么”为目的。

具有创造性特点的人应该是这样的：好奇、思维灵活、独立行事、喜欢提问、善于探索。好奇的孩子，他想象力丰富，喜欢叙述，会不断提问。现在基础教育就号称着力于培养学生的探究、质疑、批判思维等素质，特别在高考(精品课)改革转型阶段，“不确定”答案的题目迎合了这一思路，并且在评价上做了示范。只有在评价方式上有显性指引，教育观念和模式才会快速转型，这就是考试的指挥棒。

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不喜欢问问题了？

纵向地看，我们最喜欢问问题的年龄大概是童年，3～5岁期间，孩子对周围世界有极大好奇，用问不完的“为什么”表达他的探索和思考，这种本能会出现在每一个适龄孩子的身上，但每个孩子的成长却不尽相同，其原因是父母对待孩子的提问态度迥然。

当孩子问你：为什么儿歌里唱“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 如果家长告诉孩子，这都是假的，不必追究，那孩子就真的被家长绊倒在起跑线上了；如果家长跟孩子一起编个故事，用不同的假想，丰富的情节，往往可以启动孩子的思维。我们常常看到孩子拿个玩具，自言自语地玩半天，那时的他已经进入了充满想象的虚拟世界。

好景不长，进入学校教育后，我们的孩子越来越不会、也不敢问问题了，他们怕出错，怕被别人嘲笑。教师教育的法宝往往是“示众”，即表扬那些考高分的、得奖的学生，同时就是在对其他同学进行精神鞭挞。

“切问近思”是孩子的本能，该如何唤醒？

漫长的求知路上，学生当然有很多深层次的疑问，他们会相互讨论、上网查答案，但最有效、最能教学相长的向老师请教的习惯却越来越淡化。

有些学生来问老师，开场白是“老师，我有个很蠢的问题……”谁把孩子培养得那么懦弱？

当学生上课没有听清楚，下课来问，有的老师会说“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虽则再讲了一遍，学生却可能因为惶恐还是没听懂，以后却再不来问了；有的老师口头禅是，“这道题很简单……还有人不懂吗？”那部分还不懂的人被堵住了嘴，还敢问吗？

虽则初中阶段学生在整理错题、错题订正等学习习惯方面得到很好的培养，但笔者发现学生主动质疑、进而将知识整合的能力、理解学科精髓并通过阅读进行拓展的愿望都很差，甚至没有。

通过大量刷题而获得高分的学习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学生已经不是在学文化学知识，而是在学做题。若不能在高中阶段恢复学生“求索”的本能，进入大学特别是到国外留学(课程)的学生将是痛苦迷茫的。

理不辨不明，但凡学生来向笔者提问，笔者总会反问他：“你是怎么想的，把你的思路说给我听……”有些学生在自述过程中就会发现漏洞，无需老师只言片语，他就彻悟了，这比老师教会他更让他欢心鼓舞，因为是他自己习得的。

笔者所在学校在教学管理上设计了“切问室”，每天在特定时段组织各学科老师到指定地点摆摊为学生答疑解惑，学生的反应是：“切问室的存在给我们一个放心的、稳定的时间找老师答疑，也推动我们多思考，有些新颖的想法也能及时和老师沟通”。语文组陈晓蕾老师开设了“倾听空间”，倾听学生内心的声音，分享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年级里除了班主任外，还有大量导师，设立导师制时，个别学生有些失望，“导师就是和我们聊天，不给我们讲题？”这样的学生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做题是他们唯一的爱好。好在，高中阶段的教育还能有机会去弥补和唤醒。

“风”是“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老师对学生有纵向的讲授，也有横向的讨论交流，不经意的一句话、来自四面八方的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对深陷局中、充满疑情的人来说，会有四两拨千斤之效。

能动的思维模式是机器人抢不走的财富

21世纪，知识的习得与再现，电脑也能做到。这是人工智能抢饭碗的时代，什么是机器抢不走的？ 创造性学力，能动的思考型学力。

我们现在的教育，注重确定性知识的传授，确定性问题的解决，学生缺少面对不确定性的未知的认识和探索的勇气与能力。

学校传授的知识是人类探索的结果，不是探索的过程，仅传授结果，并不能培养受教育者探索未知的愿望与能力。

学生潜意识里，都有一个毫无疑问的确定性前提假设，于是学生解决问题而需要的知识边界也是确定的。当学生长期经受这样的训练后，他自然习惯寻找一定存在的那些确定的答案，而不是去探索不确定性的未知。

学生购买教辅书，倘若没有配标准答案，就像跛足的人失去了拐杖一样，他们没有自信去完成；有时遇到答案错误的情况，他们也会迟疑地把自己的答案划去，再把那个所谓的“标答”恭敬地抄在边上。

再看上海2017年的等级考试，无论是物理学科那个有“不确定”选项题，还是化学试卷中大量的“为什么要在此处放一个干燥管、为什么要先通氨气、为什么该物质在空气中变色”等，生物试卷中大段的文字论述题……这些问题其实还是紧扣书本知识，即背诵型抓关键词的叙述题，没有太多挑战性。但变革是，注重科学知识的规范表达，注重“知其所以然”的考核。由此过渡，未来将可以设计材料阅读、剖析、论证的题型，这种考试评价将逼迫日常教学就强调学科思维，譬如就化学的实用性来设计：向自然界寻找原料，利用相关化学原理进行制备提纯产物，预估产率、能耗、性价比回收废物保护环境等。这样的试题必然难以统一标准答案。

杜绝过度刷题，让学生拥有各学科的思维方式并保有学习热情。把刷题的时间用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写作能力、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恢复孩子时代提出问题的勇气，和进行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饱有丰富的好奇心。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说：教育的真正意义，难道不是培养你的智慧，借着它找出所有问题的答案？ 智慧是什么？ 它是一种无限的包容力，允许你自由地思想；没有恐惧，没有公式，然后你才能发现什么是真实的、正确的事物。

（文汇报 为复旦附中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