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熊孩子”这个词频频见诸媒体。新闻里的孩子们张牙舞爪吵吵嚷嚷，不懂礼数不守规矩缺乏教养，似乎一下从祖国的花朵变成了人嫌狗不待见的熊孩子，有在商场里按电梯的紧急制动按钮的，有在高速隧道喝酒开Party的，有玩手游刷掉父母辛苦赚的血汗钱的，有在各种公共场合跑来跑去大吵大闹的，有在展馆撒欢破坏展品的，还有校园霸凌的。近日，在高铁上，因为几个孩子在车厢里吵闹，有位男士无法接受，提醒孩子的家长管一管。孩子的家长不但不管自家孩子，反倒嫌提醒者多事，还把提醒者的眼睛打出了血。舆论场顿时热闹了起来，伴随而来是激烈的争议，既有“孩子还小，你跟他置什么气”这样的开脱，又有“真是丢脸，这孩子真欠揍”这样的痛斥，更多的则是“熊孩子背后是熊家长”这样的归因。

一个人的性格与其家庭氛围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讲，把“熊孩子”归因于“熊家长”，不无道理。家风影响家教，家教塑造性格。《红楼梦》中贾母说过这样一段话：“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给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反观“熊孩子”的家长，要么是对孩子无原则地溺爱，就算自己的孩子在公共场合扯破嗓子喊叫，也一样会夸“你真棒，将来准是歌唱家”；要么则是自己心理尚且不成熟，自己还是个“宝宝”，常常“心里苦”“要抱抱”，对于孩子的管教自然也就无从说起。

有网友说，“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也有媒体建议不妨开办“父母班”，让通过学习并且考核合格的父母“持证上岗”。虽说这样的建议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操作起来恐怕困难重重：专家们的育儿理念尚且难以达成一致，谁有资格授课？家长们有没有时间和意愿参与进来，这样的考核最后会不会出现自说自话的尴尬场面？对于屡屡无法通过考核的家长，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谨慎而复杂的论证。

再看看学校教育。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与智育和体育相比，德育缺乏相应的量化指标。既不能用一天扶了几个老奶奶过马路作为考核内容，也不能比看谁拾金不昧的数额大、次数多。在升学率这根指挥棒下，学校对德育的缺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似乎就成了“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于是在有些学校，即便出现了校园霸凌，最终也只不过以简单的批评教育草草了事。在只看重成绩不注重品德的背景下，德育在某些学校也就真的成了在思想品德课上对本单元知识点的“背诵并默写”。

在“熊孩子”的养成上，学校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说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在德育方面有所缺失，但也没有给孩子灌输“熊”的观念，那么是谁灌输的“熊”呢。

我们先从娱乐说起，成年人的减压方式和娱乐场所多种多样：约三五好友打打桌游，去KTV嗨歌，到健身房出出汗，甚至可以偶尔选择一场宿醉放空自己。反观孩子们，排遣烦恼的方式似乎只能通过玩耍。而城市的规划与建设者们，似乎忘记了孩子的这一天性。有多少城市的少年宫要么成了毫无功能的摆设，要么成了各类课外补习班的天下。寸土寸金的城市，可供孩子们玩耍踢球的免费场地越来越少，与大自然相关的知了、蚂蚱和螳螂也渐渐走出了视野。幸运或者不幸的是，这个时代还有网络和电视，无论手机游戏还是动画片，都不缺乏暴力的场景和镜头，孩子们强烈的模仿能力在此刻似乎找到了落点，于是当出现孩子为了打游戏偷钱或是因为模仿灰太狼烧伤同伴这样的新闻时，社会舆论的责备声中似乎有了新的对象和新的内涵。

无论如何，都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熊孩子”不是生出来的，是教出来的。从表面上看，家长、学校和社会，理应是教育者，但却屡屡缺位；任由娱乐等其他并不专业的“教育者”来接手，也正是这样阴差阳错的怪现状，让“熊孩子”的出现变得虽不合情，但却合理——家庭、学校与社会的情感和期望并不会天然转化成孩子温和乖巧的现实，只有付出教导，才能收获成果。就如同再高的梯子，架错了墙也是白搭。

最后回到熊孩子本身。“熊”是孩子的天性之一，是孩子对外界的探求和认知，孩子们乐此不疲的调皮和淘气本身可以看做是对外界的探险。“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没有引导和教育，孩子只剩下“熊”。更可怕的是，由于孩子内心敏感又缺乏辨别能力，容易被大人贴的标签影响，一旦其内心认定自己就是“熊孩子”，可能再也不接受别的设定。这样长大的孩子，用拾得和尚的话说，“过得十年，你且看他”——恐怕已经积重难返了——从这个角度讲，“熊孩子”本身也是“熊孩子”这一舆论标签的受害者。

鲁迅先生百年前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如今看来，仍有现实意义。我们要拯救的不仅是孩子，也是我们自己，更是这个社会可以预见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