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虎

大学之责，重在教书育人；育人之所，首推三尺讲坛。大学能够留给学生最美好的印象中，名师的授课风采一定不可或缺。我在北大读书期间，最快乐、最充实、最难忘的事情，莫过于追随本师肖东发先生（1949—2016），“从夫子游”十余年，系统聆听怹讲授的一门又一门精彩纷呈的课程，深入领略了怹严谨的授课态度、扎实的知识积累、高妙的授课技巧以及生动的语言艺术。如今，我也在行政工作之余，承担一些教学任务，深感要在北大的课堂上站稳脚跟，绝非易事。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努力从本师当年的示范和教诲中汲取养分与启示。

本师生前，先后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四十余年，曾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过“中国书史”“版本学”“中文工具书”“年鉴学研究”“中国图书出版史”“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信息检索与利用”“出版经营管理”等近十门课程，深受学生的普遍喜爱和欢迎。早在1994年，怹就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一生多次荣获省部级、校级的教学成果奖及奖教金，其中，“中国图书出版史”于2009年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被评为全校学生最喜爱的十门通选课之一。2013年，在怹退休前，获得了由学生票选出来的第十八届“十佳教师”丹桂奖，这是北大学生对自己敬爱的老师奉上的最高褒奖。

本师在去世前两年，将自己从教四十年来撰写的部分散文、随笔结集，以《北大问学记》为名正式出版（海豚出版社，2014年）。在此书的序言中，怹写道：

现在的学生，是未来的栋梁。面对天下英才，上好每一堂课，是我数十年坚守的原则。从许多前辈那里，我学会了如何爱书、爱校、爱学生。努力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教学相长，和同学们一起学方法、长知识、增能力、开视野、扩胸怀。通过课堂内外的研讨，走读游学、论文指导以及学术沙龙等，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独立自由的思想。坚持宽口径、厚基础地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追寻和继承老一代学术大师的优良学风和北大传统，牢记守成创新的责任，在新的形势下为学校、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能够做到这些，我愿足矣。

今日三复其言，仍能深切地感受到怹对北大、对学生、对课堂、对教育事业的挚爱之情，以及为国家和社会作育人才的神圣责任感。这段言简意赅的“夫子自道”，既是怹对自己终生教育理念与价值追求的总结，也是教导我们这些后来人如何为人师表的金玉良言。为了永远铭记怹的教导，我谨择其中精要，并结合自己昔日绛帐受教时的所见、所闻与所思，陈述如下。

一、学生第一，课比天大

敬畏课堂、热爱学生，作育人材不遗余力，是本师至死不渝的神圣使命，也是贯穿怹职业生涯的一条鲜明而感人的主线。怹生前常引述孔子名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说明自己对学生和课堂的挚爱之情。怹常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真是一大乐事！教他们查资料、检索数据、指导写论文，我觉得太高兴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自己也有收获，也会出很多成果。”“北大的学生都是优秀的，能够传授给他们知识，是我的荣幸；而如果能教出比我优秀的学生，则是我最大的欣慰。”表现在实践中，就是对教学工作的极端负责和重视。

2003年我正式拜在怹门下攻读硕士学位，此后每年都会以学生兼助教的身份，随堂听讲，并开始承担部分教学任务。每年开学前，怹都会找我开会，就教学大纲、课程进度、期中作业、期末考试等问题，认真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并充分征求我的意见。本师平日不修边幅，穿着甚不讲究，但只要进入教室、登上讲台，必要如见大宾、整洁大方，如临战阵、全力以赴地讲好分分秒秒。怹去世后，李卓群学妹曾讲过一件让人异常感动的事情：有一年，本师生病住院期间，仍对“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一课念兹在兹，每天在打完点滴之后，会“溜出”医院，带着时任助教的她去细致考察附近的胡同和名胜古迹，拍摄了大量照片，及时充实到课程讲义中去。怹严谨、谦逊、敬业的教学态度，让所有人肃然起敬。

尽管早已是成名多年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但本师仍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教学第一线，努力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好每一门课程。在所有的课程中，怹尤其重视本科生的课程。怹常教导我们，对学生不仅要有爱心，还要有真诚的尊重：“要充分地尊重学生，要以学生为主，特别是本科生。”对于“教学重于科研”“教授不给本科生讲课”等普遍存在的问题，怹从来都表示难以理解和接受，甚至觉得不值一哂。对怹而言，教授也是一名很普通、很平凡的教员，坚持为本科生上好课，就好像“饥来吃饭倦来眠”， 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直到退休前，怹每年还坚持给本科生讲授四门基础课。在告别讲台前，怹多次认真地向学院的老师和我交待课程的接手问题。2015年12月30日，是怹最喜欢讲又讲得最精彩的“中国图书出版史”的谢幕课，也是他大半生执教生涯的最后一堂课，在课程即将结束时，怹面带微笑、依依不舍地对大家说：“我把我所有的课程都安排好了，都会有人接手”。其时，怹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不好，“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这就好比久经沙场、纵横四海的老骥，即将离开建功立业的战阵，其情能不依依？

二、课不仅要常讲常新，还要常讲常好

这是本师授课最突出的特点。我进入北大的第二学期，就有幸聆听了怹开设的第一门课：“中国图书出版史”。其时，怹正值壮年，气质儒雅，风度翩翩，讲起课来，精神抖擞，游刃有余，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印象。怹上课，自始至终不带讲义，手中唯有粉笔一根，不仅能将大量的史料、数字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而且还能将看似枯涩的历史讲解得妙趣横生，其中还蕴含着深刻的学术见解和人文情怀。听怹授课，就像是在听一个学问渊博、见解精到、语言生动的说书人在给我们“说书”。当时怹的课排在下午，人易犯困。但我们宿舍的几位同学在上课时，从来都是兴趣盎然，充满期待。期中时，怹还带我们全班同学参观了故宫，并亲自担任讲解，渊博、幽默、热情的风度，让我们全班同学深深敬服，真是做到了“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不愧北大名师的风采。后来，我在攻读硕士和博士阶段，先后至少三次听怹讲授这门课，每次都觉新意迭出，后来居上，或补充资料，或创新方法，或发表新论，给人以“常讲常新、常讲常好”之感。本师辞世后，我接手怹的“信息检索与利用”一课，在利用怹的课件备课时，发现每年的课件都有新资料、新知识点，再次印证了怹讲课不断求新、求好的一贯风格。

由此我深切地体会到三点：

一是做学问、讲课绝不能一劳永逸，一种教案、一本教材、一种讲法，数年不变，一味吃老本。我在读书期间，经常会在图书馆看到年过花甲的本师查阅资料、借阅图书。在邀请别人开设专题讲座时，怹在开场白之后，总是坐于前排，和学生一道认真听讲、做笔记。在以后的讲课中，也常能听到怹征引、评论、发挥最新观点的论说。可以说，怹始终保持着一种精进不止的昂扬状态，时刻都在为教学而准备着一切，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优秀典范。

二是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的肚子里就得装满一桶水，只有这样，才能潇洒从容地传道授业解惑。要做到这一点，就得逼着自己不断读书、思考和上进。以我的观察，本师讲课，很少点名，有时为了遵循学校的规定，只是让助教偶尔抽查一下。但每次都很少有缺课的同学。这是用精彩的讲授把学生吸引在了课堂，而不是通过点名把学生留在了课堂。

三是讲课是一门语言艺术，正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课要讲好，除了肚子里要装满学问以外，还得注意讲授技巧，尤其是要有高妙的语言表达能力，让学生爱听。本师曾给我讲，怹为了把课讲的生动些，曾认真学习和研究过侯宝林、刘宝瑞、刘兰芳等曲艺大师的语言艺术，并适当转换使用于课堂，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课堂语言风格。后来，我也有意仿效此法，深觉受益不尽。

三、课堂讲授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

考虑到编辑出版学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所以本师在教学中特别重视产、学、研的结合，由此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三三三制”：三分之一由老师讲授理论课，三分之一请有实践经验的业界专家讲实践课，三分之一带着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学生避免学习“空对空”，太脱离实践。我当年在上“出版经营管理”课时，就是本师和时任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的彭松建先生分别讲授理论和实务部分。此外，本师还组织我们参观考察了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外研社等机构，让我们得以亲眼目睹这些著名出版社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印象深刻而美好，至今难以忘怀。

正是在本师的努力和坚持下，柳斌杰、董秀玉、聂震宁、郝振省、臧永清、郑一奇、韦力、刘伟建、黎波等业内大家和名流都成为北京大学编辑出版学课堂上的常客，他们的精彩讲授，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增强了课堂的吸引力，成为理论课的有益补充。本师在所有的课上，都主张和要求同学们在“听几堂课，读数本书”的同时，要“考察一两个地方，研究一两个问题”。为此，怹的每门课都要安排实习、参观和考察，比如：中国图书出版史，会安排参观国子监、故宫、房山石经、国家图书馆；信息检索与利用，会安排数次实习，让同学们充分利用北大图书馆工具书阅览室和各种数据库；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则会带着大家参观景山、老北大、胡同、名人故居、首都博物馆，等等。由于教学经费有限，怹外请教师、组织参观，都是自己承担费用，常常是一门课下来，学校下发的讲课费之外，怹还要补贴不少。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开展长期、深入的社会实践，怹动用自己的各种关系，建立了多处专业实践基地，并为学生提供实习期间的路费和生活费。

在强调读书和实践并重的基础上，本师会要求学生撰写调研报告，作为课堂作业。比如“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一课，期中要求同学们到北大校内外各处景点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记载，写出描述景观、洞察底蕴、抒发感悟的调研报告。同学们提交的作业，怹会择其优者，推荐发表，或由优秀学生牵头编校，进而结集出版，让学生不断推出成果，让他们体会到发表和出版的乐趣。《选择北大的100个理由》（刘青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就是“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课程中优秀作业的结晶。再比如《书香漫处显风云——北大周边的书店》（卞卓舟、江晶静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一书，则是编辑出版学专业2004级、2005级本科生在2007—2008年春季学期“出版经营管理”课上的作业结集——对京城特别是北大周边若干书店进行的个案调查研究。“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同学们通过查索文献，寻踪访迹，实地调研等方式，用最真诚最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北大周围的书店’发展成长中的精彩与曲折、欢笑与泪水”。尤其让人敬佩的是，在这些成果发表或出版时，本师虽然在其中做了大量指导修改、为人说项、资助经费的重要工作，但怹从不署名，而是退居幕后，把学生放在显要位置。所以很多优秀学生在毕业前都会有论文或著作问世，成为其求学阶段终生难忘的大事，对他们此后的学习、工作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所以有的学生才说，在北大读书期间，在其他课上提交的都是作业，在本师的课上，提交的却是作品——可以留下来的正式作品。

四、不仅授人以鱼，还授人以渔，更授人以德

本师除了讲授具体的知识点以外，还特别善于结合具体的知识点，讲授各种研究方法。周悦、朱文婕两位学妹曾在《论肖东发的出版史教学思想与研究方法》（《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一文中，将本师传授的研究方法总结为十点：1）综述法：要做研究，先做综述；2）辩证法：一分为二，贡献与缺憾并重；3）案例研究法：一叶知秋；4）比较研究法：各有优劣，开拓眼界；5）沙漏法：分析归纳，总结规律；6）假设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7）实地考察法：绝知此事要躬行；8）深度访谈法：面对面交流；9）表格法：脉络清晰，纵横有序；10）计量统计法：数字为证，有理有据。这些方法，已经成为很多学生研究问题的常用工具和看家本领。如此重视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要提高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分析、批判和创新的能力。为了检验大家对研究方法的掌握情况，怹在期末考试的时，经常会出这样的题目：“通过一学期的学习，你掌握了那些治学方法，请举例说明。”

本师还特别注意在课堂上讲授学术道德和规范，培养学生尊崇学术、严守规则的意识。怹为同学们讲授“大学精神、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言之谆谆告诫大家要坚守学者气节，恪守学术道德，努力做大写的读书人。怹在“中国图书出版史”课上，会动情地讲授其恩师王重民先生的学问和为人，尤其对王先生在“文革”期间，不畏强权，以身殉学术的士人气节，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赞赏，在怹眼里，做学问、做人，就得做到王先生那份上，才算合格。记得我在研究生院任职时，在工作之余为本科生讲授专业课程“期刊编辑实务”。其中有一学生选课后，一学期下来，从未出现在课堂上。临到期末，却四处托人讲情，希望我给出及格的分数。我向本师请教处理之法，怹教导我说：“你是在学校做管理的老师，应该最清楚，也最应该率先遵循学校的规章制度。像这样的情况，必须坚持原则，绝不通融。”我谨遵师命，顶住压力，给这名同学判了零分。后来，通过这件事，学生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第二学年，这名同学认真重修了课程，我根据她的表现，给出了不错的分数。

本师具有很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北大情结，并努力将其倾注于课堂。怹十分敬重北大的各位先贤和大师，在图书馆学和编辑出版学之外，怹受侯仁之先生的影响很大。怹当年入学聆听的第一门课就是侯先生讲授的北京和北大，从此怹就带着浓厚的兴趣去研究北京和北大，并在本专业之外，推出了一批学术成果。怹晚年为了培养学生爱祖国、爱北京、爱北大的情怀，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邀请陈光中先生并带着我，开出了全校通选课“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怹在课堂讲授之外，带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采访、调研、编书、出成果，深入地探讨北京精神和北大精神。为什么要这么做？怹解释说，是侯仁之先生的优秀品格精神影响了怹：一是要尊重师长（侯先生在接受本师的采访时，经常对自己的老师赞不绝口，最常说的话是“顾颉刚老师好极了！洪业先生好极了！”）；二是潜心研究北京学和北大文化；三是盯住一点，连续发力，文章成系列，著作集大成；四是亲身实践，实地走访，尽可能掌握第一手材料；五是带动后学一起搞研究，把学生们心中的火焰点燃，不断走读采访北大名师，把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五、教学相长，坚持启发与研讨式教育

本师坚定地认为，北大的精神传统，就是蔡元培先生提倡和坚持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所以怹从来不会论资排辈，而是相信每一位同学包括本科生都有其优点和价值，只要培养得法，他们的前途不可限量，从他们那里也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因此在课堂上，怹鼓励大家在扎实的文献和调研基础上，大胆发表自己的独到之论。怹在判完期中作业后，会选择其中的优秀代表做课堂发言，怹则如学生一般认真听讲，对于学生提到的新知识、新观点，怹会及时补充到讲义中去。

本师不喜欢闭卷考试，即使非要闭卷，题目也会出得很活，一般不会采取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等方式，考察死记硬背的知识点。以“信息检索与利用”为例，2015-2016学年春季学期的期末考试题目（共计50分）如下：

一、如何全面地掌握检索工具？你掌握了哪些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总结一下学习本门课程的收获和体会。（15分）

二、结合你的实习作业，比较传统工具书与数字化检索工具的优劣。（15分）

三、为什么说熟悉掌握信息检索工具是提高读书治学和未来工作质量的基本功？结合你选定的专业方向编制一部小型包括多种类型检索工具的数据库。（20分）

这样的题目，看似简单，其实涵盖的内容很多，要答好并不容易。主要考察学生综合掌握和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还要考察学生独立思考、提出创见的能力。而“编制一部小型包括多种类型检索工具的数据库”的题目，则体现出希望同学们学以致用、终生受益的强烈诉求。

教学相长，注重启发与研讨的特点，在本师组织的师门沙龙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怹看来：“现代的教学必须把握时代脉搏，打破教师的单向传授，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加强交流。因此我在为研究生授课时，研讨的分量远重于讲授，让研究生更快地‘动起来’，他们才会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在退休之前，怹数十年如一日，无论雨雪雷电，都会于每学期的周二晚上，在文史楼或学院的小教室、小会议室定期召开学术沙龙。沙龙由怹亲自主持，每一期设定一个主题，或请人讲（许渊冲、董秀玉等先生都曾光临沙龙开设讲座），或就一本新书、一个热点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或就博士、硕士、本科论文进行示范、解剖和会诊。本师则适时进行引导、点评和总结，让大家在聆听、分享、讨论、会诊、辩驳、碰撞中启发妙思，收获新知。沙龙的常态是，下课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大家还在热烈地讨论和争辩，觉得意犹未尽，不忍离去。十分难得的是，师门沙龙从来都是开门办学，来者不拒，参加者以怹的博士生、硕士生为主，也热烈欢迎感兴趣的本科生和旁听生参加，他们中的很多优秀人才，最后也都脱颖而出，成为北大的硕士或博士，与师门结下了珍贵的深情厚谊。北大“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孔夫子“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在师门沙龙上得到了最充分、最真切、最生动的体现。

六、教学与科研齐头并进，让研究生在课堂上站稳脚跟

本师认为，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互为补益、互相促进。课要常讲常新，常讲常好，就必须以持续创新的科研成果为前提和基础。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时充实到课堂上，可以让老师的讲授更为深刻生动；而课堂的讲授与学生精彩的发言、优秀的作业，则可以为科研工作提供很好的启发和思路。为此，就应该编好每一门课程的教材，因为教材是教学与研究的最好结合体，也是教学相长效果的直接体现。怹曾教导我说，先前北大很多老先生的习惯是，讲一门课，就出一本书。所以我们每开一门课，就应该编好一本教材，而且不能一劳永逸，要不断及时修订。比如，“中国图书出版史”的前身是“中国书史”，其间还曾更名为“中国编辑出版史”，随着课程名称的更改，讲授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知识框架都有所调整和变化，这就对教材的编写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本师的主持下，课程的教材，则由《中国书史》，更新为《中国编辑出版史（上）》《中国编辑出版史（下）》。2017年，又推出了全新的《中国出版史》。从教材的不断完善和更新，可以在一个侧面，看出怹教学事业的持续推进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

教学与科研并重，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体现：本师要求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在做科研的同时，就其性之所近与研究专长，加入教学团队，大胆走上讲台。研究生初次讲授时，怹必要坐在本科生中间认真听讲，并在课后提出改进意见。既让本科生接受了新知识，新观点，又锻炼、提高了研究生的教学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所以，怹门下的大部分研究生，在毕业时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登堂讲话、演说不会畏难。我读硕士期间，本师就让我参与讲授“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中国图书出版史”“信息检索与利用”等课程，并多次提出具体要求和建议。几年下来，我充分利用怹提供的宝贵平台，在怹的耳提面命、指导熏染下，逐渐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教学方法，慢慢在北大课堂上站住了脚。每当得到学生认可时，我总会感念怹的栽培与提携之恩；而有困惑与疑难时，则会在第一时间向怹请教。怹辞世后，我常有“世事存疑向谁问”的寂寞与伤痛之感。现在，我每次登上讲台，总觉得面前有一双温暖、严肃的眼睛在看着我，勉励我在把科研、管理工作做好的同时，也要把每一门课讲好。

犹记2009年本师60岁生日时，我曾敬撰小文贺寿，其中有辞曰：“无意名利二字，饭越吃越淡；倾心讲坛三尺，课常讲常新。焚膏继晷，夫子志在《春秋》；呕心沥血，绛帐情关薪火。”这，就是本师在教书育人方面的真实写照，也是怹为我们树立的绝佳标杆与典范。学习好怹的为人，继承好怹的学问，讲授好怹交待的课程，才是纪念怹的最好方法。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晚学如我者，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多么想再认真聆听一次本师的课，重温怹绛帐春暖的绵绵教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