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亚楠至今仍然记得3年前的一次经历。

当时她带着大儿子参加一个保护广西野生白头叶猴的冬令营，其中一节美术课由一位中央美院老师讲授。他跟孩子们分享了很多关于如何观察自然的方法，不同颜料和画笔的特点，然后鼓励小朋友们仔细观察、自由创作……

在戴亚楠看来这是一堂还不错的艺术课，尤其是当时大家就置身于大自然当中，“身后有水牛、眼前是青山、空气潮湿清新、鸭子小狗随意散步，而孩子们的作品，就和所有自由创作的美术课成果一样，五花八门、童趣盎然”。

但是，有几个家长不满意了，他们觉得“老师教得太少了”“没有针对性地指导，什么都没说、啥也没学到”……

在一些家长看来，要规规矩矩地知道“三步五步画出一头水牛”这样的课程才是课程，才是“学到”了东西。

“观察永远是最核心的艺术创作的命门。”戴亚楠说，“艺术教育最大的价值并不是学会画画，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儿童的发散性思维。”尤其是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很多都专注于那种只知道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比如计算数学答案和拼音及书写。通过艺术教育，能够帮助孩子学会直觉地、合理地思考，让发散性思维得到发展。其实，艺术教育就是培养孩子创造性的教育。

在以制造焦虑为主的教育市场上，艺术教育同样愈加急功近利。在各种理论、观念、学说以及残酷的升学竞争面前，艺术教育，这个最应该培养孩子发散思维的领域内，也出现了各种考级。

于是，家长和老师都去膜拜技巧。

戴亚楠曾在北京某社区组织过一次活动：给井盖涂上颜色。

在给孩子们发完笔刷和颜料之后，孩子们便毫无负担地开始画了。但戴亚楠发现，一个女孩的妈妈和姥姥围在孩子身边不停指责和建议：“怎么不画个边”“用点黄色吧”……

“这些没有唯一标准答案的领域里，我们都已经控制成性了。”戴亚楠说，不给孩子一点点空间，这些应试的、单一的、外在的标准对孩子的创造性的培养是非常负面的干扰。“当孩子拿起画笔时，成年人就应该闭上嘴了”。

仅有技术而完全不懂儿童的艺术教育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伤害，甚至有时候这种伤害还来自家长们崇拜的专业人士。

家轩的妈妈现在每周最不喜欢的就是陪儿子上乐器小课的那一天，“我一直以为学艺术的老师应该温文尔雅，没想到那天却因儿子总也掌握不了一个节奏型，老师竟说出了‘你怎么比猪还笨’这样的话。而且越是考级的时候老师嘴里骂脏话的几率越大”。

在国内，似乎很多学艺术的孩子都有过换老师的经历，家长都希望能找到一个技术过关又有艺术素养的老师，如果能懂孩子的心理当然更好。但是，找这样的老师实在太难，当不能两全其美的时候，家长们放弃的往往都是“懂孩子”这条标准，于是孩子被老师批评、数落成了学艺术的必经之路。

一位妈妈幽默地说：“我就好像把孩子送进了戏班子，要受尽折磨之后才能成角儿。”

对中西方文化都有所了解的戴亚楠介绍，我国艺术教育在目标上与西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更加注重学生技巧的训练，“这虽然不是一件坏事，但忽略了学生的差异性，学生的技巧反成为创造力的桎梏”。

提到艺术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美。不过，对于家长们来说，与不知道如何在美术馆、音乐厅这些艺术殿堂引导孩子的尴尬相比，他们更担心的是街头巷尾那些“无孔不入”的“艺术”：广场舞现场滚动播放的网络歌曲、随处可见的衣不蔽体的美女广告，还有跟随智能手机而至的、随时可以进入孩子视野的直播和视频。

虽然很多人否认这些是艺术，但是它们却因明艳的色彩、容易上口的旋律、反复出现等占领着孩子们的视觉听觉。

有人认为这是城市通病，一些城市的家长甚至会特意在假期里带孩子到山村去“洗洗眼”。

雯雯的爸爸去年就带着她到了甘南的一个藏族村落，望着青山绿水，雯雯爸爸对当地一个跟自己女儿年龄相仿的孩子说：“你们真幸福，抬眼就是绿树。”没想到这个孩子疑惑地看着这位爸爸：“这有什么好，不如手机上的视频有意思。”

“家长最无用的教育就是否认环境。”戴亚楠说，孩子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试想我们小时候，有多少时刻是小心翼翼地配合父母扮演那个小孩的角色。“不妨开放地讨论这些话题，至少可以知道孩子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戴亚楠找到了一个办法。她曾经在一家国际顶级广告公司工作过。这让她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看到广告时就“逆向模拟”，解构这个广告信息背后的核心意思是什么，希望谁看到听到，希望受众的反应是什么？

“既然孩子们已经被这些视觉符号包裹着，那么就给孩子们一些思考。”戴亚楠说，于是，戴亚楠就把这个习惯带到自己的家庭中，每当这些内容出现的时候，就让孩子跟她一起进行“阅读”和“解构”。多次的分析和思考之后，孩子就会明白“广告会夸张”的道理。

这样的过程随时都可以进行，电梯里、商场中、公交车站台上，在家长和孩子一次又一次的思考和交流中，孩子慢慢会形成自己的判断，也会慢慢学会取舍。

在这个越来越忙碌的时代，很多家长把教育当成了一项消费和服务，是消费和服务就可以选择外包，于是越来越多的孩子被父母扔在了各种课外班里。也许吃喝拉撒等都外包，而教育尤其不能外包，“因为那是孩子的精神生活。”戴亚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