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接受校友巨额捐款已不是新鲜事。截至2016年12月，全国高校累计接收校友大额捐赠总额突破230亿元，39所高校受捐金额上亿。

但相比于以美国“常春藤联盟”为代表的顶尖高校，中国高校在接收校友捐款金额上仍不算多。美国大学是如何接受外界捐赠的呢？这些钱又会用在哪里呢？

捐赠是一个历史传统

美国顶尖高校很多为私立性质，重视财务独立，有意拒绝政府财政拨款，而主要靠校友捐赠运营。

以哈佛大学为例，该校1636年筹建时获得了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400英镑拨款，但1638年约翰·哈佛一人就捐给了该校近800英镑，该校遂以“哈佛”命名。

此后数百年间，哈佛大学都遵循着以捐赠为主的传统，时至今日，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永久捐赠基金投资回报和教育捐赠比例超过1/3，为最重要的一项。除了哈佛，募捐收入对耶鲁、普林斯顿等校的重要性也相去不远。

尽管常春藤高校以学费昂贵闻名（例如哈佛商学院一年的学费高达4~5万美元），政府研究出资在高校财政中也占有不容忽视的比例，但两者的重要性都比不过校友捐赠。更重要的是，美国顶尖大学普遍将校友捐赠率视为衡量办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校友解囊共襄盛业

在美国，名校的校友捐赠率一般为30％～40％，哈佛大学的捐赠率为48％，排名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捐赠率更是高达68％，意味着每100位校友中有68人捐款。

这其中，不乏夺人眼球的巨额捐款。2010年，印度最大的综合性汽车公司TATA集团就向哈佛商学院捐款5000万美元，创下哈佛历史上最高的国际捐款纪录。2015年，约翰·保尔森向哈佛大学捐款4亿美元，打破了校史记录。

当然，绝大多数捐款是50～500美元数额不等的小额捐款，主要表达校友对母校的关注与感激。

事实上，相比于个人捐款，大量企业和基金会的捐款往往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例如，1971年孟山都公司就向哈佛大学捐款2300万美元。大名鼎鼎的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也是捐款大户，例如“石油大王”老洛克菲勒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创始者，曾表示“仁慈的主赐给了我财富，我又怎能不把它分给芝加哥大学?”

拥有这些多样的捐献来源，美国顶尖高校有更多的财力来支持优质师资、校园硬件建设和校友人脉网络的维系，而这些因素都是名校必不可少的特质。

专业团队劝捐有术

美国顶尖大学普遍拥有专业的筹资队伍，也就是组织完善、遍布全球的校友会。这种组织不仅发挥了联络校友、沟通人脉的职能，更担负着筹资的重担，因此各高校都相当重视。

例如，哈佛大学校友会至今已拥有分布在190多个国家的33万名成员，自2002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全球校友会议。

除了校级校友会，哈佛各学院也有自己的校友会，形成了两级的矩阵式筹资架构。例如哈佛大学法学院就设有人数达45人的校友办公室，下设校友部和集资部，不仅负责劝募捐款，还负责基金投资等增值运作。有数据表明，哈佛大学获得的捐赠资金超过英国全部大学所获捐款的总和。

基金亦是生财大道

除了向校友募捐，美国许多高校还拥有自己的投资管理公司，专门负责管理本校的捐款基金、养老金资产、劳务资本以及非现金方式的捐赠物。校友的各类捐款既可以直接用作教学研究，也可以直接“入库”到大学的总资产中，由管理公司统筹进行投资活动。

依然以哈佛大学为例，该校的“哈佛管理公司”成立于1974年，管理着捐款基金中大约11000项专项基金。由于其管理、运作水平成熟，其基金的年化收益率达9.4％。相较之下，耶鲁大学基金的年化收益率更是高达13.3％，2011年更是高达21.9％，远远超过了哈佛。

麻烦困扰不少

以接收社会捐助为主的财务模式当然不会百利无害，这种融资模式拉大了大学之间的贫富差距，恶化了教育领域的两极分化。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纽约时报》就刊登文章《是否应该捐款给哈佛》，直指捐款给哈佛就好比“饥肠辘辘的人把脸贴在窗户上向屋里的人乞讨的时候，却把食品分给肥头大耳的食客”。

据统计，2009年全年，哈佛大学获得捐款总额超过6亿美元，捐款基金总额虽然缩水，但还是高达260亿美元；相较之下，获得捐款最多的社区大学，美国瓦伦西亚学院仅仅收到了6700万美元，相当于哈佛财富的0.26％。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上台后对民生领域的拨款进行了大幅削减。这意味着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社会不公不仅难以扭转，而且有恶化的可能。

资料来源：《美国大学：运作和未来》《我国教育捐赠问题研究》《国外高校社会捐赠制度研究》《西安日报》等

撰文/袁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