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3月23日，郑也夫先生在《南方周末》发表《我的自荐书》一文，自荐担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这一职务的产生是“学术界制度与观念变革的可能的突破口”，坦言此次自荐行为，旨在“宣扬一种理念，推动一项变革”，“包含着敝人改革制度与破除陋习的强烈用心”。之后，他又投书《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对学界现状、自荐动机、心路历程以及有关竞选程序的观点，作了全面阐发。近年来，诸如中国书法家协会等专业性组织的换届选举中出现的乱象，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议论。作为对这一问题有深入思考的社会学家，郑先生的观点，或许能够带给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

学界的大佬政治

中国社会学三十年来产生会长的程序大致如下：一，几位大佬商议出下届会长人选。二，将人选作为候选人送至理事会，每个理事在选票上唯一的候选人名下画圈或画叉，每次投票候选人均以绝对优势通过。究竟大佬几人，商议方式如何，外人无从知晓。但可以猜测到的是，几位大佬商议后征求过少数vip的同意。此有通告和谋求支持的意味。如此推测的理由是，每每正式换届投票前，圈内人大多知晓下界会长内定为何人。投票前内情外露，可以理解为这一方式的固有特征，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制度自信：传出去怕什么。

中国社会学会首任会长费孝通

对以上程序作如下几点分析。其一，会长从费孝通传递到袁方可以称为禅让。费有这个权威。当他不再过问此事乃至仙逝后，禅让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是几位大佬的合议。这不是元老院，因为元老院成员需要有正式资格，元老院成员几人，如何从中产生下届首脑，均有章可循。而大佬合议较之元老院裁定要远为任性和不透明。其二，理事会之上有常务理事会。下届会长候选人的产生完全未经常务理事会审议，直接在理事会上投票。笔者对此有同情的理解：既然是等额投票，既然必定通过，不经常务理事会，也算免去了一个形式主义的环节。或曰讲效率，或曰坦荡荡、赤裸裸。其三，理事和常务理事均非选举产生，而是学会领导向各地社会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分配名额，多由各机构领导出任。理事会有浓厚的学术官员色彩。故此选举是由官选官，由未经选举的理事们经等额投票推出会长。

以上描述，还望当事者匡正与补充。

此种风格的所谓选举，当下极具普遍性。原因之一，人同此心。前任会长及大佬们或有属意之人，或相信自己的眼力，决意自己选定后任会长，只求披上选举的外衣。原因之二，上下四方的此种示范比比皆是，其方式及合法性可一并复制。

但是此种权力更替方式有其巨大的脆弱性：易引发不满，难回应挑战。例如，有个张三，不满意大佬们推出的下届会长不是张三而是李四。再比如，有个怪物郑也夫不满意会长都是学术官僚。而张三和郑也夫不会温和地劝说大佬们接受自己的认识，他们几乎无例外的会从表层的不满深入到制度的批判，即"大佬推选——等额投票"的方式。

制度是为着社会生活的稳定有序而制定或演化而成的。当其效果逆反、催生混乱之日，必是改革之声鼓吹之时。

认识改革的心路历程

我是个理念人。成为这一角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步入学术界之初，甚至追溯到敝人的知青岁月（1968-1977）。敝人好逆向思考，以言论为快事，但从不诉诸，乃至拙于行动。我终生铭记马克思的名言："理论要说服人就要彻底，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我在很长的时间里笃信：讲清楚一个道理，就能影响和改变社会。2007年我写出的《中国社会学会长任期刍议》（《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29日），便是理念人的典型行为，以为说得这么透彻、雄辩，焉能没有效果。而从1994年我撰文反对发展私人轿车，到2007年这篇《刍议》，现实生活一步步消蚀着我曾经的信念，我渐渐认识到：改变社会更靠行动，而非理念，尤其在当下中国。

2004年一个叫布洛维 （Michel Burawoy） 的人当选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的就职演讲的题目是“保卫公共社会学”。他说：传统的公共社会学参与社会的方式是诉诸媒体，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谈话，评论社会问题。当代公共社会学家则是身体力行地加入地方活动，加入社会运动。我与布罗维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形成了同样的认识。我已经在一些事情上以做代替单纯的说。

布洛维

从笃信理念转变为看重行动的根据是：权力者可能会畏惧或漠视一种理念，却必须面对人们对自己切身利益的正当诉求；大众很可能麻木于精英们的理念宣讲，却每每同情身边被压迫者；理念的追求能否持续殊难预料，而利益诉求一定是可持续的，因为压迫与剥夺将长久存在。而被压迫被剥夺者中必有不甘心者，即使比例不高。变革的要素是动力，没有动力侈谈什么变革。利益诉求的动力永存，故可以对其寄予厚望。我理解的权利与利益是宽泛的：土地、房屋、被选举权，等等。形形色色的利益诉求，将辐辏出一个讲理的、有规矩的社会。

我不会梦想自上而下的改革。一个对社会有担当的无权者愿意这样看：有权者未被推动而无作为，责任在无权者；有权者受到推动仍无作为才负有责任；就是说公民也有公民的责任。更大程度上，你去“推”，才有管理者的 “动”。具体到学术界，我不相信社会学的新老会长们会自觉自愿地改革会长产生的制度。我们必须拿出一个他们无法漠视的行动。故在抛出《刍议》十年后，写出了《我的自荐书》（《南方周末》，2017年3月23日）。

自荐书发表后的动静

《我的自荐书》于2017年3月23日在《南方周末》发表。对社会学界来说这应该算是爆炸性的新闻。但该文发表后我竟然没接到同仁一个电话。因该文发表时被删节，我将全文挂到我的新浪博客上。只有十个跟帖评论，和我以前的一些博文相比，少得可怜。

郑也夫先生的博文《我的自荐书》截图

我明白，这话题圈外人不明就里或漠不关心，圈内人极度敏感故沉默是金。为让圈内更多同人看到此文，参与讨论。我打听到中国社会学网站负责人的手机，3月27号发出短信要求该网站挂出此文。对方回信说要请示领导，我略有不解，29日发去短信：“网站是价值中立的平台。它登出的文章不代表主办者的价值观。如是，它拒绝挂出的文章要么是空洞无物，要么是和政府抵触令主办者为难。《我的自荐书》已经刊登于报纸，显然无二者之嫌。敝人是社会学中人，拙文讨论社会学界要事。刊登不说明你们在价值观上站队，而拒绝刊登则有价值观上站队之嫌了。上面的话请转给领导。也请将他的意见告诉我。”他回信说转给领导了，我催问多次后，他们于4月5日方才回复：“经社会学研究所信息化管理办公室领导小组讨论，认为中国社会学网是刊登学术文章、会议征文、数据资源、公告信息类的网站，现在还无适当的栏目可以登载您的自荐书。感谢您对中国社会学网的关注。”我认为这理由完全说不通。同人的网站如此狭隘和封闭，不如不办。

几天后，一家报纸拟就该事件追踪报导，我给他提供了十多位社会学家的姓名电话。过后他告诉我，其中大部分人拒绝接受采访。大约五人（不足名单三分之一）接受了采访。其中三人要求匿名。支持我文中观点的有三个人，分别为潘绥铭教授，郭于华教授和外地一位资深社会学教授。三位的具体看法恕不详述。匿名的批评大致如下：郑也夫多年不参加年会，不缴纳会费，无参选会长资格；郑也夫是个公共社会学家，早就脱离了学术评价系统，很难产生出标准化的学术作品。

我觉得，这两点意见都忘记了一个前提，即大佬们产生下届会长候选人的传统方法是否会改革，不然评议敝人高下做甚。比如说，如果我出席过年会，缴纳了会费（我听说都是集体缴纳），就有资格成为候选人了吗？批评我的学术能力和作品质量也存在丢失前提的问题。我既然要求参选，索性对此回复几句。不生产标准化作品，在批评者看来是个不足，而我觉得学术上生产出标准件是可怜的，我会竭力避免。我专业不专业要在比较中判定。不能说《社会学研究》上的论文大多不专业吧。我在该刊上发表过七篇论文。这个数字高于不止一位前任会长，也高于传闻中的下届会长。我的著作《代价论》《信任论》《后物欲时代的来临》《吾国教育病理》《文明是副产品》，我以为都有足够的专业水准。

《代价论》

其实我被上述批评拉偏了。讨论我个人高下是小问题，讨论会长产生方式才是大问题。我以为这个大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一，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应该由全体会员投票产生，还是由理事投票产生。二，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应等额选举产生，还是差额选举产生？三，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任期。提出这样硬邦邦的问题，被采访人很可能拒绝回答。且答复的人过少，不足为证。匿名的问卷或稍有助益。故我设计了一个问卷挂到网上。

问卷

填写问卷者中，社会学界一百六十人，其中社会学教师或研究人员一百二十二人，学会理事或专业委员会理事四十人，在单位有行政职务的二十三人，二十九至四十岁的占54.4%，四十岁以上占25%。

社会学界一百六十人中，81%赞同直选，即全体会员选举会长。

96%赞同差额选举，49%选择三人差额选举。

45%赞同两年任期，38%赞同三年任期。我赞同任期一年。我怀疑选择二年、三年者是没读过或没读懂《我的自荐书》。在换届衔接上，美国社会学会长三年制要比我们的一年制更好。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项问卷调查是通过网络进行的。身份均为自报，笔者无从判断其真实性。虽然回答问卷的人数不少，但非随机抽样，也无回收率的参照。笔者以为，这是一次抛砖引玉。希望其引发的争议促进社会学学会与社会学业内的某调查机构合作，对会长选举制度做一次全面深入的问卷调查。

长期以来，问卷调查是我们学科的长项。我们针对外界的种种事项，做过不计其数的调查。在业内议论纷纭之际，是拿起这一工具扪心自问的时候了。

我的几个观点

选举的关键，不外如何选举与如何产生候选人。

选举方式。其抉择不外由全体会员选举会长，还是由代表即理事们选举会长。笔者毫不犹豫地认同前者，即直选。理由有二。理事选举会长，意味着理事代表会员们选举会长。但现在的理事不是选出来的，故他们代表不了会员。换言之，理事会若只做传递信息之类的事项，其产生程序不够严格也罢，甚至由各单位行政官员担任亦可。若要承担选举会长这种过硬的事情，则理事们必须是选举产生。而选举产生数百名理事，谈何容易。其二，学会的规模，即会员的数量，与采取直选还是二级选举（会员选举代表或曰理事，代表们选举会长），有一定关系。中国计算机学会四万余名会员，他们采用会员选举代表，代表选举理事长的方式。而其会员选举代表的规章，极其复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其网站一阅其祥。美国社会学学会八千余名会员，每次换届大约半数会员放弃投票，即约四千名会员直选会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三千两百余名会员。这个规模的学会，若采取严格的二级选举，无异于自找麻烦。

选举人的产生方式。我认为等额选举不是选举，是披着选举外衣的另一种游戏。我不是一个僵化的人，脑子里没有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对这另一种游戏，并不抱绝对拒斥的态度。我认为，与其几个大佬推出一个所谓候选人，在理事会上经等额投票通过，还不如索性几个署名的元老，类似元老院，推出下届会长，不必走投票的过场。它明显好于形式主义的投票。

为什么？不浪费精力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匿名大佬推出候选人由理事会投票来背书，推举新会长的责任人隐身逃遁了。与之相比，署名的元老们推出下届会长，是有责任人的。无责任人的事情怎么能好过有责任人的事情呢。重读马克思的名言：理论要说服人就要彻底。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其制度抉择及辩护要说服人，就要彻底。表里不一的方式与说辞，岂能赢得人心。若拒绝差额直选，就索性选择元老院推出会长的制度，并踏下心来为之辩护。若没有建立元老院的勇气与责任心，逻辑上就只剩下一条出路了：差额直选。

至此，候选人如何产生成为最后的关键。美国社会学学会的方式是经一百名会员推荐可以成为候选人，而最终面对选举人的是两位候选人。问题是如果被一百个会员推荐的候选人超过两人，是如何筛除多余，留下两位呢？笔者尚不知晓美国社会学学会的做法，望知情者赐教。笔者直观的感觉，候选人从N个变为两个，靠哪个小组来完成，他们经何种程序获此权威，都绝不简单。中国社会学界同仁须借鉴、研讨和商议。

我倒觉得还有另一条出路，即不筛除候选人，让N个候选人一同面对投票人。略述如下——

凡经一百人联署推荐者统统成为候选人。选举以电子网络投票方式进行。每个会员在注册中明示自己用于投票的邮箱。学会预告投票时间，比如某日晚八点至九点。会员可在家中或办公室参与投票。网络投票进行多轮，每轮五分钟，过时不投票以弃权论处。每轮每个投票人只能投一人，否则以弃权论处。若候选人多于十人，第一轮投票淘汰一半的候选人。以后每轮投票淘汰一人，直到一名候选人获得选票超过当下投票人的半数。相比纸本选票，电子网络投票给主办者留下更大的舞弊空间。因此学会必须将选举运作承包给一家中立机构。该机构公布每轮次的投票统计，不公布但保留每个投票人的投票记录，供监督部门查询。

有会员会说：为什么你对会长选举如此费神，我们并不怎么介意谁做会长啊。任何一项选举，程度不同的都会面对此种场景：有资格投票者中颇有一些不介意，乃至放弃投票的人。问题在于还有很多在意的人，无论是选举人，还是潜在的候选人。后者有其积极功能。

微观而言，其功能兼及社会学界的“里子与面子”。好的“里子”指学科内部的良性运转，学术水准以学术荣誉合一，学术交流摆脱形式主义和非学术的噪音。“面子”易非小事。游戏规则乃社会学研究的题内之义。如果我们连自己行业的游戏规则都制定不好，还有什么颜面议论他人与社会，更不必说损害这个学科的社会影响力。

宏观而言，社会大系统的演化基于每个子系统的新陈代谢。在选举规则上，每个子系统的改良都会影响左邻右舍、上上下下。一个研究社会、研究组织、研究制度的学科，岂敢在业内的游戏规则上抱残守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