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引发全国教育界激辩的衡水中学浙江分校（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分校）不是衡水中学在外地的第一间分校。据时代周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衡水中学在国内办有18所分校。

引发全国教育界激辩的衡水中学浙江分校（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分校）不是衡水中学在外地的第一间分校。据时代周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衡水中学在国内办有18所分校。

这所全国十大知名高中之首，以“高考(精品课)工厂”闻名的超级中学进驻浙江嘉兴，3月26日在嘉兴港区举行成立仪式。该校采用“名校办民校”的模式，由河北衡水中学、衡水第一中学、嘉兴港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和广州高新集团合作创办，其中平湖市乍浦高级中学提供教学场所及校舍，广州高新集团提供资金，衡水中学输出品牌、师资和文化等。

衡水中学常年是舆论争议和关注的焦点，但在此前的十多次办分校经历中，衡水中学从未引发过此次这样大的风波。原因或许是，这一次，作为应试教育“超级中学”的它，闯入了一个中国“素质教育大省”。

高考工厂被指恶化教育生态

据衡水中学浙江分校法人代表、执行董事肖家兴向媒体透露，2017学年衡水中学浙江分校首届高中计划开设2个创新班90名学生，其中面向平湖市招收60人，平湖市外30人，吸引了400多名学生报名。

由于因违规招生被责令整改，目前，该校所招到的90名中考生都已被送回原籍学校。

此外，衡水中学浙江分校开出学生考取清华、北大“每人一次性奖励50万元”的优厚条件。在其规划中，学校规模扩大后，“不限户籍、面向全国招生”，发展规模将扩至144个班级、6000名在校学生。

“平湖引进衡水中学，是地方政府追求升学政绩，加之资本推动的结果，想快速在平湖办一所‘超级中学’。浙江省教育厅叫停违规提前招生，属于依法监管范围，是政府部门保障当地教育秩序的根本。”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违背当地的招生规范，违规办学，是不依法治教的表现。

熊丙奇认为，衡水在河北受到当地纵容，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招生，每年在全省招4000多名学生，采取各种手段抢生源，导致底下的县中全部凋敝，其他地方为了抗衡衡水也采取各种办法抢生源，恶化了当地的教育生态。“我们忧虑的是，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升学政绩，不依法治教，由此破坏生态。”熊丙奇说道。

素质教育表面，应试教育实质

与衡水中学所代表的极端应试教育相反，浙江一直推行“素质教育”。但多名浙江中学教师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新课改和新高考未能实际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素质教育表面之下，本质依然是应试教育。

2006年，浙江启动高中课程改革，2012年开展高中选修课改革，2014年被列为全国两个新高考改革试点省份之一。新高考实行“3+3模式”，即不分文理，除语、数、外再从物理、历史等7门中选3门选考。而外语(课程)(课程)和选考均可考两次。

因为高二进行选考考试，高一必须开足11门课，课业负担大大加重。

“考试次数增多，学生之间差异化逐渐拉大。从高一就指向高考，理念上的素养提升，事实上是备战高考的机械化训练。”浙江金华一名高中老师刘欣（化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多次考试，致使学生势必将时间用在强化考点上，忽视非考点。多次考试，存在刷高分现象，对基础薄弱同学必然不公平；多门学科，为了高分必然避难就易，造成化学、生物、物理学科学习人数减少，大部分人重文科的死背拼记忆，轻理化生的逻辑思维和理解。”

“离开生源离开高考，谈素质教育是空中楼阁。浙江推行素质教育，但还是以分数为主导，中国的高中一定是以高考为目的。”在杭州某校高中老师肖青松（化名）看来，浙江推行素质教育主要看各校的落实情况，有些学校落实确实不错，但新课改、新高考之下，学生和老师其实更累。

而杭州某教辅机构一线老师胡一明（化名）则透露，他辅导的学生在校也是实行题海战术。

胡一明表示，不同学生对新高考的反馈不同，但总体来说不太成功，浙江省采用等级赋分，在科目分数达到要求之后，有些学生到高三反而不再正常上课，扰乱了教学秩序。“现在学校老师上课比较麻烦，加上走班，有点乱，而且难管理，学校上课赶进度和任务，效果反而不如以前理想。”

熊丙奇也同意，目前舆论将“衡水模式”之争理解为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偏离了实质问题。在当前的升学评价制度之下，我国大多数高中都没有摆脱应试教育，浙江亦不例外。

“河北是高强度、恶化的应试教育，其他地方相对来说不是教育生态严重恶化的应试教育。目前的环境无法改变，但可以通过依法治教、规范学校招生和办学，防止教育生态恶化。这个要有清醒理性的认识。”熊丙奇说。

浙江需要“衡水模式”吗？

虽然招致大量批评，但衡水中学浙江分校却受到家长的热烈欢迎和加持—该校招生启动之后报名者众多就是最好的证明。

“昨天几个同事还说以后要将孩子送过去，对于我们这种条件一般或不是很好的普通家庭来说，衡水分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胡一明说道。

相较于新课改和新高考标榜的素质教育，肖青松甚至更赞同简单直接的“衡水模式”：“最主要的一点，衡水并不是死读书、完全应试，外界把它脸谱化了。全国应试的太多了，为什么衡水成功了？科学管理很重要。”

“高考唯优制不改，‘衡水模式’就很流行，衡水在管理和应试技巧上已被证明是强项。”刘欣认为，引进衡水，未尝不是对之前标榜的优秀理念的一次审视。

对于外界所认为的“衡水模式”是改变贫困家庭子弟命运的希望、“围剿衡水中学，毁掉穷人最后一个幻想”等说法，熊丙奇提出了反对意见：超级中学在全省范围内抢生源，不仅使县中学的生源流失，也使农村学生升学的路越走越窄，甚至导致农村地区产生新的“读书无用论”—进不了好高中，就不上高中，进而初中期间就辍学。“当前真正扩大贫困生、农村生进名校机会的是国家、高校和地方的三个专项计划。从基本的办学逻辑分析出发，办好每个县的高中、初中，才是当地农村生教育的希望。”

熊丙奇对时代周报记者强调称，打造“超级中学”对基础教育生态的危害很大。如果地方政府为打造教育政绩采用这种模式，各地会出现占据大部分北大、清华招生名额的超级学校—而这并不是地方教育的进步。

(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