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将硕博学位点、专业设置、职称评定等权力下放到高校，但是权力要在制度健全、制度有效的情况下放开。”教育部等5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有关教育专家肯定这一政策标志着高校办学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呼吁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应加强制度建设。

根据教育部等5部门的意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到高校，由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自主评价、按岗聘用。此外，围绕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学科专业、编制、岗位、进人用人、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经费使用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将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给高校松绑减负、剪除烦苛。其中，符合学位授予标准的高校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可不再要求培养年限，落实和扩大了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高校自主公开招聘人才，政府各有关部门简化进人程序，将评审权下放给高校。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陆一认为，简单的放权不是目的，改革目标是实现更现代化的大学治理，所以改革放权要和充分的信息公开、健全的问责机制相匹配，“总体上我国不同层级、不同地区高校的发展很不均衡，实际自我治理能力差异很大，放权要避免一刀切。”

陆一称，学科设置、学位授予、人员聘用、职称评定等方面的放权将引起许多大学的内部改革。这时要特别强调法治意识，比如复旦大学率先订立了大学章程，并经过全校讨论，不仅凝聚了师生共识，还包涵着大学组织存续的真理性，对大学和学问永恒的信念。所以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的改革事务都应该尽可能不突破章程，体现长期稳定的办学思路，避免折腾内耗。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也认为对高校放权需要监督，而且监督不止要行政监督，还要行业和利益相关者监督，“我们现在在这些方面问题很大，这些甚至都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办一流大学的设想和梦想。” 程方平认为，中国目前在这方面还有比较大的问题，现在的高校在学术方面、教职聘用方面还是有很多做得很不到位的，如不正当的权钱交易。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机制来监督，放权应该和立法、执法、监督这三方面结合起来的，“在这些制度不健全的时候，放权是很危险的”。

“不仅要行文，更要把它变成有效的制度。”程方平直言现在很多制度都是摆设，一是因为规定的不够细致，二是因为奖惩的力度有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学术腐败，惩罚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在法律上没有一个相当有力度的惩罚，惩罚的力度还不够，不足以通过法的规范，让学术足够公平、公正、科学。

另外一个问题是各个行业的行业批评没有，高校的学术都是各行业的，而很多行业协会缺少自律的要求，不少行业协会都半行政化了，行业的发展得不到充分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自主性一放开，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营私舞弊的行为，”

程方平认为权力可以下放，但是权力要在制度健全，制度有效的情况下下放，不然就跳不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魔咒。

博士生导师、原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对此深表认同，他也认为高校需要形成行业约束。

程方平还表示，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也很重要，“如果没有利益相关者监督，专业这么多，你怎么判定他够还是不够，怎么判定他造假。”程方平说现在很多评价都是间接评价，通过出版社、杂志社，“这种间接评价是很危险的，现在很多人把外国的杂志当做评价标准。我们现在制度建设有问题，而且谁都不想承担这个责任，我们确定张三上还是李四上，在这个问题，大家都像斗鸡一样，红了眼了，没有行业的评价，大家都是走关系啊，拼发表文章啊，至于文章的含金量谁也不说。”

程方平还呼吁在放权之后，高校校长、党委书记要承当更多的责任，“谁办的好，谁办的不好，大家都看着呢，对校长书记也会有褒有贬了。” 他说，“真正担任起责任，这就进步了，高校就有了活力了，真正办学的人，缺少权利，也缺少应该有的责任，这个学校是不可能办好的。”

而马敏对这一点颇有信心，他对澎湃新闻说：“不要担心学校就搞乱了，我们当了那么多年的校长、书记的人都知道，我们会对学校负责的，不止我们，整个领导班子都会对学校负责，我们不会拿学校的名誉来开玩笑。我们会按照公认的标准，无论是全国，还是国际上都有一些公认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