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中的“假课文”，近期引发持续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大众已经开始自觉地检视语文基础教育水平。其实，假课文是个案，比假课文更多的，是“水”课文——语文教材中体现的文化含量不足、中华文化精髓不足，让很多语文教材有了“白开水”似的观感。

回顾中国教育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一直有着重视经典的教育传统。直至上个世纪前期，许多人仍然是自幼即阅读中国文化中的那些最重要的著作——

历史学家顾颉刚3岁时，母亲就开始教他读《三字经》、《千字文》，四岁时叔父即教他读司空图《诗品》，5岁时就开始读“四书”、“五经”。文史专家钱基博9岁读完了“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而且皆能背诵。文学家夏丏尊10岁前读了《左传》、《诗经》、《礼记》。历史学家周一良8岁在家塾读书，学习《孝经》、《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和《左传》。这些学者童年、少年所读的这些著作，为他们后来的进一步学习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一时期，民间的普通人也往往知晓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经典。国学大家姜亮夫年轻时从云南到四川，发现四川之地文风很盛。后来他在“忆成都高师”一文中说：当时四川的农人非常勤苦，“早晨鸡叫就下田，一有闲空，躺在草堆旁一面晒太阳，一面读诗、学《论语》。文化已渗透到田头，所以民间的对唱、咏诗很普遍。民间读五经、四书也很普遍。去峨眉山的路上，抬轿人前后对答往往有诗句，尤其是唐诗。”

儿童、少年时期阅读《论语》等经典，能够读懂吗？今天人们对此不无疑问。对此，金克木在《书读完了》一文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他首先认为，“五经”以及诸子经典是学习中国文化的基础，不读这些著作，就难以真正读懂后来的书籍，并进一步说道：这些书，除《易》、《老》以外，“大半是十来岁的孩子所能懂得的，其中不乏故事性和趣味性。枯燥部分可以滑过去。我国古人并不喜欢‘抽象思维’，说的道理常很切实，用语也往往有风趣，稍加注解即可阅读原文。一部书通读了，读通了，接下去越来越容易，并不那么可怕。从前的孩子们就是这样读的。主要还是要引起兴趣。孩子有他们的理解方式，不能照大人的方式去理解，特别是不能抠字句，讲道理。大人难懂的地方孩子未必不能‘懂’。” 金克木的话，非常富有启发性。

上个世纪前期的一些学人的阅读实际，也印证了金克木所说的话。如顾颉刚7岁时开始读《左传》，他回忆当时的阅读感受时说：“我读着非常感兴趣，仿佛已置身于春秋时的社会中了。从此鲁隐公和郑庄公一班人的影子长在我的脑海里活跃。”关于诗经，顾颉刚这样说：“我读《诗经》，虽是减少了历史的趣味，但句子的轻妙，态度的温柔，这种美感也深深地打入了心坎。”自然，小学生阅读经典，对经典的内容不可能完全理解。但这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孩子能够有所感受，有部分的理解也就足够了。更多的理解，是留给未来岁月的。语文是基础，这所谓基础，应该理解为人的整个一生的基础。语文教材所选的文章，应该是那些值得人一生回味和思索的作品。不值得回味的作品，其实也是不值得学习的。

相比之下，今日的《语文》教材中，中国文化含量不太够。北师大童庆炳教授曾提出建议，他认为小学生入学，即可以学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如小学一年级教材的第一句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孩子们就觉得一跨入学校的门槛，就与现实的世界不一样，就似乎一下子进入了‘学问’的‘深处’，他觉得深奥，觉得困难，觉得陌生，觉得不易理解，但同时觉得有意思，有兴趣，有挑战，这会极大地提高他对学校的认识，对学习的认识，极大地提高他学习的积极性。”这是很有道理的。

孩子学习的内容，应该是有一定难度的。儿童对那些自己完全能懂的东西，也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会觉得，这样的学习内容没有味道。孙绍振上小学时，教材上的课文是“喜鹊叫，客人到，妈妈去买面，面上一块肉，客人吃了点点头”之类。对这样的课文，他的感觉是：“一点味道也没有，白开水，几乎全是废话。” 当时，他母亲教他的诗歌是：‘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以及“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这样的诗歌，对于刚上小学的七八岁的孩子而言，未必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但他却对这些诗歌更感兴趣。有一定的难度，孩子才会“觉得有意思，有兴趣，有挑战”，有学习的积极性。

近日来，语文教材中的一些课文如《爱迪生救妈妈》是“假”课文，这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争论。语文教材中确实有一些“假”的课文，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太简单，特别是，课外的文化含量太低。《爱迪生救妈妈》一文有500多字，告诉学生的不过是：爱迪生是个聪明的孩子，我们应该向爱迪生学习。这500个字，还不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8个字更有教育的价值。文化的含量低，特别是中国文化含量严重不足，是当前语文教材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不应再被忽视。

（原题为《比假课文更多的，是“水”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