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近日一直是社会热议话题,不断有校园欺凌事件闯入公众视野。如何有效地防止校园欺凌和暴力,从而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免遭伤害,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解决校园欺凌问题首先要树立法治思维,多用法治方式,依法来办。3月12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陈宝生就“教育改革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在回答有关“校园欺凌”问题时,陈宝生表示,对于校园欺凌事件,教育部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单位都进行了综合治理,这两年情况大有好转,但尚未根本消除。他认为要建立校园内的安全防范机制和校园外的综合治理机制,用社会、家长和学校的力量进行联合防范。
事实上,长期存在于校园中的欺凌行为和事件,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的一个难以治愈的“暗疮”,各国在这方面不断探索,积累了诸多有价值的经验。最早发动反对校园欺凌运动的国家之一的挪威在2002年启动了对校园欺凌的“零容忍方案”,这也是世界上公认的较为成功的反校园欺凌方案。那么,对于校园欺凌,怎么预防?怎么教育?又如何应对?如何惩治?
日本
日本的校园欺凌现象非常严重,中小学生苦于被同龄人孤立而自杀的案例屡见不鲜,这样的情况在《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告白》和《家族游戏》等影视作品里都有体现。尽管日本早在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制定国家层面的校园欺凌对策,但却见效甚微。而直接推动日本反校园欺凌法案机制建立的契机,则是2011年大津市中学生自杀事件。
“追忆生命日”
2011年,日本大津市一名初二男生长期受到三名同年级学生的欺凌,他被要求吃下蜜蜂尸体,还被捆绑起来塞进柜子,甚至是被强迫偷窃,以及被逼从窗户跳下进行“自杀练习”,这名男生最后不堪折磨选择了自杀。然而,学校明知是校园欺凌,却联合大津市教委一同对外隐瞒。
案件曝光后,当地警署对学校进行强制调查。大津市长组织设立了由相关专家、退休法官等专业人士组成的“第三方调查委员会”。警察获得关键证据,证明学校知晓校园欺凌但未阻止。最后,调查委员会认为,校园欺凌是导致该名学生自杀的直接原因。
这一事件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社会和媒体认识到教育体制的缺陷,认真反思防止校园欺凌的紧迫性,各界人士呼吁政府制定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和监督机制,明确学校和家长的职责,防止相关部门推诿责任、包庇隐瞒真相,重蹈大津中学生自杀的悲剧。
从那以后,当地中学将每月11日设为“追忆生命日”,通过全校学生集会的方式,共同感悟生命并加强相互间的同学情谊和朋友意识,以此防患于未然。日本政府也要求全国各中小学利用多种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操和道德心,使学生感恩生命、相互理解。
将防止校园欺凌问题法制化
2011年大津市中学生自杀事件曝光后,在强大社会舆论的推动下,2013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防止欺凌对策推进法》,首次将防止校园欺凌问题法制化。该法适用于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学校,法律规定学校必须创造让青少年安心学习和开展其他活动的环境,教导学生不在校园内外欺凌他人,遇到欺凌事件时不沉默。
在该法案的引领下,日本文部科学省及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防止欺凌的方案举措,明确了国家、地方政府、学校和家长的职责,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社会联动的应对措施。比如,学校需积极协助家长和地方居民,通过加强与社区的合作,确保学校周边的良好风气;如果居民目睹有欺凌事件在校外发生,应及时告知学校,方便学校第一时间进行处理。比如,学校老师要随时关注学生动态,如果有欺凌事件,就要将这件事记入“学生指导卡”里,在所有教师中共享信息;同时,班主任和学生之间通过“生活记录笔记”沟通,如果有值得留意的地方,该笔记也会被全体教师共享,让所有教师关注事态,在必要时联系该学生的家长,多方合力解决问题。
24小时免费求助热线
2013年6月,日本文部科学省设立了全国统一的24小时免费求助热线“0120-78310”,以确保家长和学生可以随时咨询校园欺凌问题并获得帮助。在日语中,“78310”这五位数字的谐音与日语“诉说烦恼”发音相似,容易让人记住。如果有学生打这个电话进行投诉,相关工作人员会将电话接通到当地的教育委员会咨询机关,咨询机关记录投诉后进行调查,并根据欺凌事件的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同时,当地教委会与儿童商谈所、警察、临床心理医师等进行协作,启动救助程序,解决欺凌事件,避免悲剧发生。
英国
学校是防止校园欺凌的核心
英国政府认为,学校是校园欺凌发生的主要场所,是防止校园欺凌最直接最有效的主体。因此,英国多项法令都将学校放在防治体系的核心位置,并规定各校必须制定强有力的反欺凌政策,以此预防和应对一切形式欺凌事件的发生。
当欺凌事件发生时,学校教师有权在校内和校外对学生进行管教。学生一旦出现法律禁止的行为,校长即可依法处以课后留校或停学处分,不予宽贷,以遏止类似行为发生。同时,学校有责任教育和辅导问题学生,学校可以成立短期的支持辅导班,为问题学生开展专项特殊教育课程,协助其改善学习、管理情绪、矫正行为。如果问题学生在接受特殊教育课程后没有改善,这时,学校需考虑引入外部资源,实施行为辅导支持方案。在该方案执行前,学校要与学生家长面谈,使他们了解在此方案实施过程中应有的认知和责任。
家长需签署“教养契约”
当学校发现学生有严重偏差行为时,在执行任何课程方案之前,都要与家长签署“教养契约”,以督促家长履行教育监护责任。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确保家长清楚地了解,学校绝不会容忍欺凌行为,以此建立家长对学校的信心,让家长在家里对孩子进行品行教育,将家长的力量纳入反欺凌行动。
如果学生因欺凌等偏差行为被永久停学或在一年内被定期停学两次以上,地方教育局或学校可向法院申请,对该学生的家长发出“教养令”,要求家长共同担负起改善学生偏差行为的责任。“教养令”要求家长参加教育辅导课程,并配合学校的特定教育要求,改善学生行为,课程经费由地方教育局支付。对于违反“教养令”的家长,学校可移送治安法院裁决处以罚金,每次最高为1000英镑。
“转介学校”帮助矫正被停学的学生
针对因偏差行为而被停学的学生,从停学第六天开始,该名学生应接受地方教育局提供的替代教育服务,继续接受教育。此类替代教育服务由非营利组织、企业及私立学校提供,经过政府认可,其中被选择最多的就是“转介学校”。“转介学校”由专职教师负责,配有教学助理和学习指导员,他们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与需求,提供全日或半日的教育服务。“转介学校”对国家课程内容进行了一定调整,将课程重心放在基本学科能力和改善学生行为方面,一段时间后,“转介学校”会对学生进行评估,符合标准的学生可转回普通学校,否则继续接受培训,直至达标。
网络匿名举报平台
2016年,英国政府开发了以网络匿名举报平台“tootoot”为核心的新项目,以应对校园欺凌问题。网络匿名举报平台是专门为遭受欺凌行为的青少年群体提供24小时服务的在线平台,举报者可以通过上传欺凌实施者的照片来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举报结果只会被举报者学校里的教师看见,保证了信息的安全性和隐私性。该平台还有手机软件,可以在电脑和手机上同时使用,方便青少年和家长向学校报告欺凌事件。
挪威
挪威是最早发起反对校园欺凌运动的国家之一。1978年,挪威学者欧维斯最先提出了“欺凌”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或几个人反复多次地遭遇来自另外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消极行为”。1982年,挪威相继发生了3起被欺凌儿童自杀事件,以此为契机,挪威反校园欺凌研究由此展开。2002年,挪威政府总理、全国教师协会、各区反欺凌联盟、全国家长协会和儿童监察员代表共同发表了《反欺凌宣言》,向欺凌宣战,正式结成全国反欺凌联盟,同时启动对欺凌的“零容忍方案”,这也是世界上公认的较为成功的反校园欺凌方案。“零容忍方案”项目组编写了《方案指导书》,包括能够预防和阻止欺凌,构建亲子关系,促进家长、老师、学生和学校决策层共同合作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欺凌预警”为学生创造安全环境
“零容忍方案”中的欺凌预警是为了创设一个识别攻击行为和防范欺凌的学校环境,并为学生量身制作成人干预和过滤下的安全区域。在该方案的指导下,学校的教职工利用方案里的“筛选标准”,识别学生的违规行为,及时纠正学生的行为偏差;学校还开设了相关的反欺凌课程,训练受欺凌者应付欺凌的能力以及培养旁观者的责任意识;为了建立教师的权威,值班教师会佩戴“零欺凌”的标志,穿上耀眼的黄色反光背心,在学校走廊、图书馆等地方巡视。
“欺凌干预”:老师和“欺凌者”单独会谈
当校园内突发的欺凌事件进入预警识别状态后,“零容忍方案”的干预措施就要立刻启动。如果受害者首次遭遇欺凌,学校会召开会议,商讨干预对策,如指定心理教师跟进受害者,为受害者进行开导,传授其应对欺凌的具体步骤。随后,学校会通过强化学校反欺凌的态度,进而实现惩戒欺凌者的目的。教师先和每一个欺凌者单独会谈,单独会谈结束后是共同座谈,视严重情况给予他们警告处分。由于谈话是在短时间内连续开展,欺凌者之间无法互相串通,从而使谈话起到干预效果。若时机成熟,教师还会安排1至2次的调节,通过第三方的介入,双方在尊重的基础上,共同达成建设性的终止欺凌协议,从而在源头上终止欺凌。
美国
老师富有创意的言传身教
有助于遏止欺凌行为
美国学校在孩子入学时就开展反“校园欺凌”教育,除识别一些直接的暴力行为外,老师还教育学生认知一些属于间接欺凌的“冷暴力”行为,如语言攻击、群体孤立、羞辱戏弄、网络欺凌和骚扰等,老师会告诉孩子们遇到欺凌该怎么办,也会警示若欺凌别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同时,学校提倡的是老师富有创意的言传身教。在华盛顿,曾有一名四年级学生马修因为光头造型成了高年级学生讥笑的对象,他难过得不敢进入教室上课,站在走廊上大哭。该校女教师尼尔森得知后,决定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帮助马修摆脱语言欺凌。她带着马修来到操场上,让马修剃光了她的头发,当着全校同学们的面告诉马修:“你将我的头发剃光后,如果还有人取笑你,那他们也是在取笑我。”此举不仅帮助了被欺凌的马修重建自信,并遏止了欺凌行为,也引来了媒体和家长们的一片叫好。
澳大利亚“冲突解决教育”让孩子们在现实情境中学会解决问题
“你最近卷入了哪种类型的冲突?还有哪些人卷入这次冲突?冲突发生时你是忽略它,还是立刻作出反应,还是过一会儿才作出反应?其他人是如何反应的?冲突中你是否使用了暴力的语言或行为?冲突结束时有人受伤吗?……”这是澳大利亚小学生的一份作业,也是冲突解决教育的一部分。
根据中小学生的不同年龄,澳大利亚实施相应的冲突解决教育,分为四个年龄段,核心内容是认识冲突、沟通和感受、团队建设、冲突解决技巧、同伴调节、协商与和平。5岁至7岁的学生需要了解冲突可能发生的地方,明白冲突的问题是什么,知道解决冲突的做法,回顾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冲突。8岁至10岁的学生需要分析导致冲突的原因,什么使冲突变得更糟,以及存在偏见的可能性。11岁的学生要学习双方是如何卷入冲突的,什么会让冲突升级,并根据给定的冲突情境,尝试解决冲突并说明理由。12岁至15岁的学生要系统了解与家人、同伴或权威人士的各种冲突类型,尝试解决电影、电视或书籍中出现的冲突场面,掌握同伴压力、嫉妒偏见、拒绝服从等冲突的常见原因。
其中,教师最常使用的方法是训练学生对冲突情景的分析与尝试解决冲突的能力。教师会给学生设定场景,从而引导学生解决问题。比如弟弟看动画片影响了哥哥写作业,学生需要说出冲突的焦点,设想哥哥和弟弟在冲突中的感受,并指出兄弟两人应该怎样做;比如三个女孩在编排舞蹈的过程中有了分歧,学生要思考这些女孩怎么做才能冷静下来,并分别扮演冲突卷入者,用第一人称的视角陈述各自感受来解决这个冲突;比如一群同学因为新同学的穿着而排斥她,对她粗鲁地说话,学生要分析情景,设置解决方案,并讨论如何执行。
加拿大“粉色T恤日”抵制校园欺凌
2007年,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两名学生发现同班同学由于身穿粉色T恤而受到欺凌,他们出去购买了50件粉色T恤,分发给同班同学,由此向欺凌者传递一个信息:欺凌行为将不再被容忍。从那以后,每年2月底,加拿大的中小学生都会身着粉色T恤,走上市中心街头,打着标语,举着横幅,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性“抵制校园欺凌行为”的活动,即“粉色T恤日”。
在2012年的“粉色T恤日”活动中,加拿大温哥华当地的媒体采访了参加游行的学生和教师。一位名为米歇尔的同学说:“在学校的专题交流会上,你可以勇敢地站起来抵抗欺凌者,或者学会如何解决你和朋友或欺凌者之间存在的问题。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欺凌,这一行为必须得到重视,你需要在清晨醒来时有安全感。”林恩是温哥华的一名教师,她认为重要的是尽早发现欺凌行为,帮助欺凌者找出其威胁他人行为的原因:“通常这些人本身存在某些问题,我们帮助他们学会同情别人,了解别人的感受,让他们认识到没有人应该被欺凌。”
事实上,加拿大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基础教育的校园环境安全,学校也有较为完备的校园欺凌预防体系。学校设有安全校园行动小组,明确规定了校长、教师、家长、社区的职责,学生则是整个体系的受益人。校长需要保障预防计划在学校顺利实施;教师将预防欺凌嵌入到日常课堂教学中,以此树立良好的学校风气;家长需要及时识别孩子可能遭受欺凌的特殊表现,如孩子饮食习惯的改变、不愿上学等;社区也需要参与评估学校的环境安全,使得整个社会的成年人对学生起到模范引领作用。
(原题为:《遏制“校园欺凌”各国如何出招?》)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