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新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大学应将去行政化作为一个抓手,去掉高校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的身份,以及这个错误身份定位造成的很多官僚化体制和行政化思维,回归作为教学科研单位的本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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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高校内设机构试点取消行政级别
高校去行政化一直备受外界关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表示,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试点。
声音
我特别赞成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并不是说我就是不想当副部级,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身份。
在我心目中,校长是一个特殊的教师,他和普通教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校长是在二线,为一线教师服务。校长不是教育行政系列的某一级,我是服务师生成长的。但由于这样一个级别,混淆了学校的属性,形成了层层向上看的行政化观念和体制。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
谈论文发表
论文评价受批评因被“唯一化”
新京报:现在我国发表的科技论文总数量全世界排名第二,很多学术期刊靠发表论文而增刊扩版,怎么看这个现象?
龚克:发论文多不是坏事,尤其是越来越多的高水平论文、高影响力论文出现,总体上是科研能力和水平的表现。单纯地批评论文多是没有道理的。论文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这是世界公认的。能在高水平刊物、会议上发表出来,是经过学界同行评价和认可的。
新京报:大家会认为论文虽然多但质量不高,甚至互相抄?
龚克:抄袭剽窃那是学术不端,是另一回事,根本就不能当做真正意义的论文。
新京报:为什么我国论文这么多,基础研究还是跟不上?
龚克:今天的“跟不上”与三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可以说是大踏步地跟上来了,一些方面已从“跟跑”变为“并跑”,有的方向上已在领跑。
但另一方面,必须重视在原始创新上存在较大差距,在前沿交叉创新上的较大差距。真正体现重大创新的成果不多。这里就有个导向问题,看怎么引导科研人员去抓问题。有些论文的问题是从文章缝里来的,研究者在文献里看到了一些缺陷,然后去弥补这个缺陷,这当然也是有学术价值的。但这有个缺点,不直面重大的发展问题,没有很大的成果转化价值。
新京报:现在科研评级体系里,“惟论文是举”的问题备受外界关注,如何改变?
龚克:首先,我必须强调“论文评价”是国际通行的、经过百多年历史检验的基础学术研究的评价,它的合理内核就是“同行评价”。论文评价受到批评,是因为它被“唯一化”了,被简单地计量化了,还被用到了不适用的地方。
这些年,为了抑制简单地量化评价,南开大学一直采用“代表作”评审制,比如申报副教授要提交三个代表作。但代表作主要是论文。后来我们进一步改革,代表作不仅是论文,还可以是教学成果、专利及其实施结果等。但到最后区别高下时,论文因素又突出了,因为它的区分度高。这说明科研评价的改革不那么简单,本质上是我们对不同科研活动的规律掌握仍然不够,现在需要大家共同破解这个问题。所以我建议政府工作报告应加上“深化科研评价改革”这几个字,这是牵“牛鼻子”的事。
谈高校“近亲繁殖”
打破“近亲繁殖”是必须的
新京报:包括南开在内,有很多院校存在“亲近繁殖”现象,即老教授的学生、乃至学生的学生都进入教学岗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龚克:这件事我2011年到南开时就注意到了,当时70%都属于“近亲”。于是,我们的政策是每一届招聘自己的博士毕业生不能超过1/3。实践下来的效果,大约在20%左右。“近亲”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体现了师承关系和学派风格,有一定合理因素。但一个学派的学者不一定是你的徒弟。从国内外科学发展经验看,打破“近亲繁殖”是必须的。
新京报:让人情少一些,让学术多一些?
龚克:当时我回国后去清华,发现自己的发展快于很多清华自己的学生。同样一件事,自己的老师、师兄都在那里,有些观点就讲不开,自觉不自觉就得看他们脸色,而我是一个外来的不用管这些,没有这么多忌讳。实际上,从外面招聘教师就简化了院系内的人事关系,活跃了学术思想,大家反而发展比较快。
谈去行政化
不是不想当副部级 这不是我的身份
新京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试点,请问哪类高校在这一改革可能走得比较快?南开做得怎么样?
龚克:我特别赞成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为什么赞成?并不是说我就是不想当副部级,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身份。在我心目中,校长是一个特殊的教师,他和普通教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校长是在二线,为一线教师服务。校长不是教育行政系列的某一级,我是服务师生成长的。但由于这样一个级别,混淆了学校的属性,形成了层层向上看的行政化观念和体制。
我希望取消行政级别推动去行政化,去行政化不是去掉学校里必要的行政管理,是作为一个抓手,去掉我们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的身份,以及这个错误身份定位造成的很多官僚化体制和行政化思维,回归我们作为教学科研单位的本分上去。
新京报:南开有做去行政化的尝试吗?
龚克:我们新建的学术机构都是不设行政级别的,生态文明研究院、统计研究院,不给机构冠以正处级或副处级级别。我觉得学校里行政化观念和习惯是比较严重的,改革的步子不够大。
新京报:老师能接受吗?
龚克:我想问题不在教师,而是体制。我们不应是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而应是独立办学机构。去行政化就是去掉这些东西,通过还原学校的本来身份,由此来改变学校与社会、学校与行政机关、学校内部的关系。
新京报:取消副部级是个牛鼻子?
龚克:是个撬动点吧。
新京报记者 赵毅波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