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中国开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张，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一跃迈入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扩张不止于本、专科阶段，研究生教育规模也在不断扩张。伴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学历，他们希望凭借更高学历获得理想工作，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

在这种背景下，读研是否有助于个人在求职时摆脱家庭背景束缚？是否还存在其他途径，比如专业选择？笔者基于全国高校毕业生2007年、2011年和2013年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学历层次和专业领域对高校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代际效应在高等教育群体中依然存在

本研究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针对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开展的抽样调查。课题组从高等教育扩张后第一届毕业生的就业年2003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每次调查的样本学校选取考虑学校所在地、学校类型和学校级别的差异，涉及7～16个省份，约两万个毕业生样本，对全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具有一定代表性。研究对象确定为这3年调查中已确定就业单位的毕业生群体，其中，学生有效样本量分别为6494、8462和6444名，学校有效样本量分别为28、29和28所。

笔者通过分析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第一，学历层次和专业领域都是影响毕业生初职起薪和初职职业类型的重要因素。学历水平越高起薪越高，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也越高。相比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起薪优势明显且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更高，而专科毕业生则相反。从专业领域来看，不同专业领域毕业生的起薪和职业类型存在差异。与理学或工学专业相比，文史哲、经济或管理学及农学或医学的起薪在2007年和2011年要显著更低，这三类专业领域在2011年和2013年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相对更低。

第二，家庭背景是影响高校毕业生初职起薪和职业类型的重要因素，即代际效应在高等教育群体中依然存在。家庭收入越高起薪越高，父亲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能够显著增加其子女从事该类型职业的机会比率。

第三，从控制变量来看，女性的起薪和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都要显著低于男性。学业成绩班内排名靠前会提高毕业生的起薪水平和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担任过班干部有助于提高毕业生的起薪水平，但对毕业生的初职职业类型的影响并不显著。拥有英语(精品课)水平证书、读双学位或辅修其他专业的优势基本不明显。没有证据显示获得过奖助学金的学生在初职起薪上占据优势。党员身份对初职起薪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但显著增加毕业生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一般高校毕业生的起薪显著低于重点大学毕业生，但与高职高专毕业生(除2011年)相比没有显著差异。学校选拔性对于毕业生职业类型的影响基本不显著。学校所在地对毕业生起薪和初职职业类型的影响都不显著。

专业领域能够调节家庭背景对初职起薪的影响

既然学历层次和专业领域都是影响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那么，追求更高的研究生学历、选择更富经济回报的专业是否有助于降低家庭背景对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第一，没有足够证据支持与本科毕业生相比，家庭背景对初职起薪和初职职业类型的影响在研究生中发生弱化。这意味着，家庭背景对毕业生起薪和初职职业类型的影响在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中具有一致性，并没有因为毕业生获得更高的教育文凭而显著变弱。研究者甚至发现，在2013年模型中，家庭收入对初职起薪的影响在硕士毕业生中反而更强。

第二，专业领域能够调节家庭背景对初职起薪的影响，在人文社科类专业，家庭背景的影响效应要强于理工类专业。相比理学或工学专业，高家庭收入对初职起薪的影响在教育学或法学专业更大(2011年)。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对初职职业类型的影响在文史哲专业更大(2007年)，家庭收入对初职职业类型的影响同样在文史哲、农学或医学专业显著更大(2013年)。该研究结论支持了Marianne Nordli Hansen和Arne Mastekaasa的观点，即阶层出身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人文科学类专业领域要强于技术类专业领域。

从事专业技术性工作是不利家庭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

学历层次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硕士毕业生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并非像“现代化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更加遵循绩效原则。为此，笔者以2007年数据为例，实证检验了高校毕业生的职业分布差异和职业内工资差异。结果发现，一方面，无论是本科毕业生还是硕士毕业生，职业分布都存在明显的家庭背景差异。高家庭收入、父亲为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出身的毕业生从事行政或企业管理工作的相对比例更高，而低家庭收入、父亲为农民或农民工出身的毕业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相对比例更高。这一发现对于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同样适用。这意味着即使在硕士毕业生中，职业分布仍然并非完全独立于家庭背景，依旧存在职业地位再生产现象，但是从事专业技术性工作的确是不利家庭摆脱家庭背景束缚，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在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中，都存在明显的职业内起薪差异，换句话说，即使从事同一职业，家庭背景不同则起薪不同。以行政或企业管理工作为例，数据表明，同样从事行政或企业管理工作，低家庭收入出身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的起薪分别只占高家庭收入出身毕业生的53.8%和67.8%；父母为农民或农民工出身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的起薪分别占父亲为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出身毕业生的69.6%和75.8%。另一个吸纳毕业生数量较多的职业类型——专业技术工作亦是如此。因此，与本科毕业生一样，硕士毕业生同样面临着基于家庭背景的劳动力市场“歧视”。

优势家庭更看重家庭背景能发生影响力的专业

既然高等教育群体，包括硕士毕业生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依旧并非完全遵循绩效原则，那么，优势家庭在教育扩张后是如何凭借家庭背景优势维持自身的地位优势的？

第一，从学校选拔性来看，无论是硕士生还是本科生都存在明显的家庭背景差异。在本科生中，中高家庭收入、父亲职业为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出身的学生在重点大学的相对比例更高，而硕士生恰恰相反。之所以硕士生的教育机会相对更加均等，原因可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本科生为了摆脱家庭困难，往往更愿意加倍努力去追求研究生学历，而相比较而言，优势家庭出身的本科生凭借其本科文凭和家庭背景已经足够在劳动力市场中谋取一份体面的工作，因而追求更高学历的动力和必要性降低。

第二，不同家庭背景在专业领域上存在不同的策略选择，在本科生和硕士生中都是如此。虽然理学或工学、经济学或管理学受到最多关注，但是低家庭收入、农民或农民工家庭出身的学生在理学或工学专业的相对比例更高，而高家庭收入、父亲职业为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出身的学生在经济学或管理学专业领域的相对比例更高，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生都是如此。同时，优势家庭选择文史哲、教育学或法学等其他人文社科类专业的相对比例也要更高。

不同家庭背景在教育扩张后存在不同的教育策略。具体地说，为了实现向上流动，不利家庭更倾向于选择能够使其在将来求职过程中容易摆脱家庭背景束缚的理学或工学专业。优势家庭则倾向于选择人文社科类专业、经济学或管理学专业。但是优势家庭之所以作出这一选择，并非经济学或管理学专业富有经济回报，而是因为这些专业在求职时更容易发挥家庭背景的影响。

除了教育机会不均等，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同样是阻碍代际流动的重要障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第一，在高校毕业生中，学历层次和专业领域都是影响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学历层次越高起薪越高、越容易从事管理技术类工作，相比本、专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的起薪和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更高；相比人文社科类专业，理工类专业的起薪和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相对更高。

第二，没有足够证据支持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的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比本科毕业生要弱。学历层次不能调节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的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和本科毕业生一样显著存在，并没有降低。尽管学历层次对代际效应的调节作用不存在，但专业领域能够调节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人文社科类专业，家庭背景的影响强于理工类专业。

第三，家庭背景的影响之所以在硕士毕业生中没有弱化，可能的原因是，他们与本科毕业生一样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都不是完全遵循绩效主义原则。从职业分布差异和职业内起薪差异上来看，硕士毕业生和本科毕业生都同样存在明显的职业地位再生产现象，即使从事同一职业，起薪也存在明显的家庭背景差异，家庭背景越好起薪越高。

第四，教育扩张后，不同家庭存在不同的教育策略选择。学历层次和专业领域都是实现代际流动的重要工具。不利家庭出身的学生可以通过追求研究生学历、选择理工类专业来实现向上流动，因为研究生学历、理工类专业能够带来相对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回报，理工类专业可以帮助其在求职时摆脱家庭背景的束缚。比较而言，优势家庭并不一定非要追求更高的研究生学历，其教育策略更加多元，如选择专业领域时更多选择经济学或管理学专业、人文社科类专业，这些专业更容易在求职时发挥家庭背景的优势。

长期以来，研究者关注教育机会不均等更多强调教育的垂直差异——学历水平高低，而本研究的结论再次提醒我们，教育的水平差异(专业领域的差异)同样不容忽视。专业领域和教育水平一样是优势家庭实现地位再生产的重要工具。在促进教育机会均等方面，除了要采取补偿性原则增加对社会底层群体尤其是其中富有能力天赋个体的教育和财政支持，提高农村贫寒学生上重点大学的机会外，加强对不利家庭子女在高等教育专业选择方面的指导同样重要。

研究还表明，包括硕士毕业生在内的高等教育群体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都并非完全遵循绩效原则。这告诉我们，要想更好地体现教育的价值，发挥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单纯把目光聚焦在教育系统内的机会分配显然是不够的，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同样是阻碍代际流动的重要障碍。因此，政府应该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强化“能力本位”原则，逐步弱化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使得教育等人力资本的社会经济地位回报得以充分体现。

(杨中超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讲师，岳昌君为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自《教育研究》，有删节)